奈保尔:伟大的帮凶或诚实的恶汉

特稿 康慨
他的一生就是个纠结的谜团 由此产生出作品中的异化、疏离、无根和流散



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VS Naipaul)8月11日在伦敦家中去世,六天之后就是他86岁的生日。


奈保尔的一生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人的两面性。他既是杰出而勤奋的写作者、天赋异禀的小说家、广受推崇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战后英语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又是冷淡的丈夫、孜孜不倦的嫖客、下手狠毒的性虐成瘾者、斤斤计较的文化人、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半公开的种族主义分子、根深蒂固的种姓主义者和公开歧视妇女的人。


不要怕当艺术家


新孀的纳迪拉·奈保尔夫人说,“因他取得的一切成就而成为巨匠”,又说他“去世时身边围聚着他爱过的人,活过了充满非凡创造力、付出了巨大努力的一生”。


他的确如此。维迪亚达·苏拉杰普拉萨德·维迪亚·奈保尔1932年8月17日生于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祖父是来岛上砍甘蔗的印度劳工,父亲西婆萨德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凭着勤奋好学,当上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还用英文出版过一本短篇集(1975年该书扩编再版时,奈保尔写了序言)。1950年,奈保尔获得政府奖学金,走出小岛,赴英留学,入读牛津。熬过最初几年的孤独和抑郁,以及至少一次的自杀(他开了煤气,但管道中途断气)之后,他开始考虑以文学为业。父亲和他保持频密的书信往来,一直鼓励他从文。“不要怕当艺术家。”西婆萨德写道,可惜他1953年就因心脏病去世,未能活到儿子封爵和领取诺贝尔奖章的日子。


奈保尔毕业后留居伦敦,继续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加勒比之声”节目服务,工作之余开始尝试认真地写作,但又不知道写什么。终于,“在我们经历了特立尼达岛内的多次迁徙之后,在我的英国之行和牛津生活之后,那是我——在两次尝试写小说都失败之后——坐在兰厄姆酒店那间自由作家房间里的打字机前,试图再次成为一个作家时,脑海中出现的故事。那天下午,幸运眷顾了我。”于是他写出了处女作《米格尔街》的开篇:“每天早上,海特起床后,便骑在他家阳台的栏杆上,朝对面喊道:‘有什么新鲜事吗,博加特?’”


《米格尔街》仅用五个星期写成,内含十七个各自独立却又相互联系的短篇,借以回忆家乡人民的朴素或愚昧,充满讽刺和喜剧色彩,又不失辛酸和柔情。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欣赏奈保尔的才华,但又担心一个特立尼达无名新人的短篇集没有销路,于是压下书稿,转而鼓励奈保尔写长篇。后者接受了这个条件,尽管并不领情——2002年,他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多伊奇是个愚蠢的人,真的没文化,他给我造成很多痛苦。”


社会喜剧


1957年和1958年,奈保尔最早的两部长篇《通灵按摩师》和《埃尔维拉的选举权》(中文版易名《全民选举》)先后问世,以印度裔特立尼达人的生活故事和独树一帜的喜剧色彩引起注意。《米格尔街》随即于1959年付梓,两年后获毛姆奖,第三部长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也在同年出版,大获好评。这四部社会喜剧作品一举奠定了奈保尔一线作家和所谓“英联邦文学”(日后更被接受的名称是“后殖民文学”)代言人的地位。


长达六百页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是奈保尔最出色的小说作品(如果非要加上一个“之一”的话,我们可以参照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卢姆的意见,把1979年的《河湾》也算进来),主人公比斯瓦斯在社会和家庭的各个层面受到压制和忽视,终其一生都想拥有自己的房子,以此寻回独立和身份认同,未料积劳而死,只给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儿子留下三千元的债务。借着这个令人辛酸的小人物故事,奈保尔再现了亡父西婆萨德的人生,也讲述了一部特立尼达印度人的家族史和帝国殖民地的社会史。


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是《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的拥趸。8月12日傍晚,他为《纽约客》杂志撰文,再度力赞此书:“这本书充满了喜剧和悲怆、异乎寻常的智慧和令人心痛的怜悯,包含了对人类动机和社会动态的双重理解,这种理解也许会让大多数作家耗费毕生心血才能实现,却出自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笔下。(本人记忆中唯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成就是托马斯·曼26岁时发表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堂·吉诃德》第一部问世时,塞万提斯可能已在55岁上下)。”


1990年,奈保尔获得女王封爵,成为维迪亚爵士。2001年,因为“在作品中将富有洞见的叙述与正直的观察结合在一起,驱使我们去了解那被压抑的历史存在”,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奈保尔本人的多重身份——西印度出生的印度裔英国人,落魄的婆罗门,娶了白人妻子的有色人,成为宗主国贵族的移民,无一不是矛盾的结合体,由此产生出作品中的异化、疏离、无根和流散,一如《河湾》著名的开篇:“世界如其所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那些听任自己变得无足轻重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位置。”


亲爱的大哥或殖民主义者的帮凶


《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完稿之后,奈保尔开始游历世界,陆续将目光转向印度本土、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到去世前,他总共出版了30多本书,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大致各占一半。小说作品中,包括为他赢得1971年布克奖的中短篇集《自由国度》、描写加勒比黑人革命者的《游击队员》(1975)、描写东非印度移民生活与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混乱状态的《河湾》、自传色彩强烈的《抵达之谜》(1987)和《半生》(2001),以及2004年的封笔之作《魔种》。在中后期的许多小说中,他对政治暴力的兴趣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除小说外,奈保尔还出版了至少15本游记和随笔集,在解剖殖民主义余毒的同时,也带有对第三世界强烈的批判色彩,因而引发了许多争议。


1964年,《幽暗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刚一出版,就因为“对印度和印度人民的负面描述”而成了该国的禁书。1980年的《埃娃·庇隆的回归》将特立尼达和扎伊尔等国称为充斥着贫困、腐败、杀戮和强人政治的“半成品社会”,表明他对第三世界的批评依旧苛刻。1981年的《在信众中间》 (中译《信徒的国度》)和1998年的《超越信仰》(中译《不止信仰》)也因为批判宗教极端主义的不宽容、强迫和奴役,令伊斯兰文化界耿耿于怀。直到2010年,欧洲作家议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大会时,土耳其作家还在为这两本书发起抵制行动,最终迫使奈保尔取消了与会计划。


“我们终其一生意见相左,关于政治,也关于文学,而我现在感到悲伤,一如失去了亲爱的大哥。”在他去世的当天,另一位印度裔英国大作家、71岁的萨尔曼·鲁什迪在推特上写道。这番话的背后,是作家同行们几十来年来对他抱有的疑虑:殖民主义者切开第三世界的皮肉,奈保尔又回来往伤口上撒盐。很多人批评他对非洲的负面描写在客观上起到了为欧洲殖民主义辩护的作用,即使声誉极高的《河湾》也不例外。特立尼达作家CLR·詹姆斯干脆指责他拥护的是“白人想说却不敢说的东西”。就连詹姆斯·伍德也告诉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他有很多的愤怒,愤怒又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你知道有时他写印度或加勒比的时候,就像很多评论者已经指出的那样,他是带着一种野蛮和偏见在写——我认为有时甚至是某种程度的种族主义。”


诚实的恶汉


奈保尔对批评者总是嗤之以鼻。高傲还有另一个原因。祖母坚称奈保尔家是婆罗门出身,只是后来没落了。他于是终生以高种姓自居,既瞧不起自己的印度族人,也多次将肤色更深的特立尼达本地群众称作“猴子”和“黑鬼”。他屡次宣称自己是最伟大的英语作家,睥睨众生,因而在文坛大量树敌,不仅与加勒比地区的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圣卢西亚大诗人沃尔科特和著名的美国游记作家保罗·泰鲁反目成仇,还屡次出言不逊,攻击作为个体和整体的女作家,声称女人“多愁善感,眼界狭隘”,身为女人是绝对没办法真正当家做主的,所以她们写出来的东西也是一样。


“奈保尔最喜欢的作家是他爸爸西婆萨德,康拉德有些东西还凑合,福楼拜只有一本书令人眼前一亮,别的作家全得给他靠边站,要不就受他的贬损——乔伊斯、狄更斯、EM·福斯特、毛姆、凯恩斯、简·奥斯丁、安东尼·鲍威尔、德里克·沃尔科特,还有好多别的人,也包括我。”泰鲁在2008年说,“我是个‘相当一般的家伙’,‘给低俗人等写些个旅游书而已’。我还是个无聊、‘在非洲给黑鬼们上课’的教员。”


1952年,奈保尔开始和牛津同学帕特里西娅·黑尔约会,初次行房时,两人都是童身,但在1955年结婚后,这个每次看见银幕上有人接吻便要低头的青年作家,便开始频繁光顾妓院。他告诉弗伦奇:“我不知道怎样引诱一个女人,怎样让她兴奋并考虑她的快乐。我的教养没给我这个。”嫖妓因此成了当然的选择。


1972年,他结识了阿根廷来的古丁太太,名义上纳为情妇,实际上只将她视作发泄野蛮性欲的工具,在长达二十四年的时间里,不断加以殴打、贬损和奴役,同时冷淡发妻,直到她1996年因为癌症悲惨地死在医院,此后仅仅两个月,奈保尔就中止了与情妇的关系,娶肯尼亚出生的巴基斯坦记者纳迪拉·阿尔维为妻。


到了晚年,他选定作家帕特里克·弗伦奇,将上述恶行和盘托出,放手让弗伦奇写入他的官方传记《世事如斯》,2008年出版后震惊世界。“他认为一本不那么坦率的传记没有意义,”弗伦奇说,“而他愿意让一本坦率的传记在他有生之年出版,这既是一个自恋之举,也是一个谦逊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