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内外部风险因素的持续叠加 导致市场信心波动

时政 姜璇
提振信心不能以简单地提高流动性来进行 而是要配合深层次体制机制的改革 明确战略部署的重点和效果


随着上半年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的陆续公布,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发展趋稳态势显现。今年上半年,供给侧改革取得一定收效的同时,强监管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持续加码,经济遭遇下行压力和债务累积风险。而此时正值年中关键节点,市场面临流动性考验。再从国际环境来看,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新兴市场的经济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因素。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股、债、汇、房四大市场的同步变化,导致市场信心的回落,引发高度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股市大幅波动、汇市承压后,打破常规,多次发声安抚市场情绪。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年内第三次定向降准于7月5日正式实施,向市场释放7000亿元流动性,支持法治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三次降准均带有结构性调整意味。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近期市场波动,是由于内外部风险有一个持续叠加的过程。他分析认为,下半年面临去杠杆和稳增长之间的平衡,单一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有限,需要配合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组合性战略实施,提振市场信心。


实体经济向好,

但市场波动超出预期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近期市场出现的波动?


刘元春:从供给面来看基本面保持了平稳,经济开局较以往保持了良好的运行状况。工业增速保持在7%左右,服务业生产指数连续5个月保持在8%以上;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性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6%,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6.5%,居民收入增速在9%左右,从这些参数来看,实体经济呈现比较稳定的状况。


中共十九大启动三大攻坚战后,改革实际上进入到最关键、最实质性的阶段。全面启动改革和调整的时期,要在去杠杆、严控金融风险上取得明显的收效,而在进行金融整顿、监管体系改革、政府体系改革时,会产生调整期的阵痛,去杠杆进程中的一些风险会暴露出来。


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内部进入攻坚战关键期的同时,外部环境从过去的软摩擦转变为硬摩擦,贸易战全面升级、上扬。内外部因素的持续叠加,导致近期市场信心的波动,这种新兴波动又进一步引发新的风险,使得风险问题备受关注。


风险比较明显表现在几方面:股市下滑将近500点,市值蒸发将近一万亿,债市出现密集性的违约,房地产投资与销售增长的分化以及汇市近期的承压。实体经济的一些指标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创下近20年来的新低,民间投资增长有所回升,但尚未企稳,且与房地产投资的关联性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仅跌破10%,更在二季度出现急剧下滑,贸易战还导致市场对未来的进出口贸易也比较担忧。


股市、债市、汇市、房市四大市场的同步变化,导致一些悲观情绪的出现,因而在实体经济很多指标向好,金融改革取得明显收效的情况下,市场波动却出现超预期的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市场波动信心回落的原因,与以往相比有什么新特征?


刘元春:第一个特征是,从贸易战来讲,它对市场造成的冲击不仅仅是贸易本身的变化,更是对过去资本市场上塑造的神话的颠覆。比如过去资本市场追逐的焦点是创新,但是从中美贸易冲突来看,现有的很多创新并不能经得起考验。

第二个特征是,债券市场违约主体在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又将违约归咎于强监管。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导致民营企业认为,其生存空间在改革之中并没有获得拓展,甚至被进一步挤压。

第三个特征是,债务问题已经积累到一定状态,很多局部产业、局部区域的问题开始全面凸显,产生严重的短板效应。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支撑不住正常的运转,出现欠薪问题;一些城商行的不良率急剧上升等等。

第四个重要特征是,政府的行为模式正在发生变化。也有声音说政府不作为。比如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的增速低于收入增速,财政存款上升很快,居民存款下降,企业存款也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

同时,舆论不恰当的宣传导致了悲观情绪的蔓延。一方面是过去在宣传上抬得太高,反差太大,导致民众的情绪波动;另一方面,一些券商机构、私人资本希望通过唱衰的论调,倒逼政府大幅度政策调整,放大了目前的风险效应。


重新梳理顶层设计


中国新闻周刊:你最近表达过“金融整顿到了关键的节点”,这个节点如何理解?


刘元春:总体上看,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有一个持续叠加的过程。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期,处于往深水区迈进的关键点,要进行一些基础性、关键性领域的改革,本身涉及重大利益和结构的调整,是一些风险点;再与外部的硬摩擦重叠,使得风险加剧。这是改革进入攻坚期所必然要承受的,不认识到短期风险波动震荡的必然性,就难以认识到中长期战略的合理性,由此树立战略信心。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下半年要从哪些方面进行调整来提振市场信心?


刘元春:管理预期,这是政策实施的最高境界。目前面临的信心波动原因复杂,需要多种举措组合性实施,对引起信心动荡的根源分步骤进行全面有效的清理。目前我们应该认识到,提振信心不能以简单地提高流动性来进行,而是要配合深层次体制机制的改革,明确战略部署的重点和效果。


要反思正在实施的政策定位的恰当性。第一个是要反思积极的财政政策,从上半年的实施情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没有完全落实,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不充分。下半年,财政政策应按照赤字预算规划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定位进行有步调地实施。通过财政制度的改革,优化财政政策的传导体系,重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进税制设计,建立政府信用有效的约束机制,形成保护地方政府进行基层创新的激励体系。改革之后真正让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上有新定位,保证其在下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性,而不是在目前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情况下畸形举债。投资性政府的转型是一个必然,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肯定会有明显的回升,但是不能回到过去的那种程度。


第二是要反思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的定位。现在广义货币M2的增速在8%左右,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在10%左右,两个增速与名义GDP的增速是不匹配的,是偏紧的,要对货币政策工具、中期目标做出适当调试。


与此同时,还要重新梳理顶层设计,在明确改革的底线和空间的基础上,激发各界人士参与改革的热情。当前,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过去所确定的一些主攻方向、战略举措,包括对三年攻坚期的布局,结构性去杠杆的最优路径,都需要在战略上进行调整、再出发。目前,战略和政策总体方向上比较明确,但是对内外部的环境变化、出现的新问题和运行机制认识和风险估计还是不足。


比如在开放方面,原先政策设计对于外部风险估计不足。现在,已经有了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思路,与此同时还需要明确,开放是要配合内部风险管控和战略调整进行。首先,要以我为主,步调不能乱;另外,面临强劲摩擦时,要有效地掌握自身谈判的筹码。更重要的是要管控好风险,加强底线思维,尤其是在金融周期下行阶段,本身就是风险释放期,对风险释放要有正确的战略渠道和管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