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角,大河之湾

时政 曹然
在首都之外,这片土地并非 风平浪静——也许 平静在非洲之角本是一种偶然。


到非洲之前,我几乎已忘了多年前读过的奈保尔的小说《河湾》讲的是非洲。只记得那个荒凉的故事发生在一片湿热、茂密的丛林,西方人、印度人和本地人来来回回,倒是对主人公那种宿命的孤独感,印象深刻。直到我自己来到了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漫长的雨季来临。每天午后,蓄势待发的乌云开了一个口子,源源不断的雨水冲刷着街上的尘土。遍地翠绿的城市正在被无数工地侵占,仿佛打一口井都会涌出泥沙。它们化为黄泥汤四处流淌,每个行人的鞋子都不能幸免。讲究的人家的路边花坛、草坪也被大雨冲刷得褪了颜色,泥土随急流而去。三个月内,无论什么公务都只能穿雨靴或者登山靴,任何精致的行头都失去了意义。


我们住的是平房,独门独院。白天,哪怕雨水绵绵,看白墙、灰瓦和繁花,一派怡然自得。野鸽子在树上筑巢,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围墙遮住了光线,室内常年阴暗。80年代的灰绿色地砖上,稀稀拉拉摆放着粗布沙发和木头餐桌,大厅显得过于空旷,房间却狭小如洞穴。前任住户都是短暂栖身,视而不见,毫无美化室内环境的兴趣。


没在硬盘里塞满电影和书是一大失误。大多数夜晚,从办公室回到住处,仿佛关进了监狱。我供职的机构有规定,夜间不能独自出门,必须集体驾车。但每两到三个人才配一辆车。可供消遣的地方无非是喜来登、希尔顿酒店的酒吧和泳池,几家中餐馆,几家法国人、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开的餐厅。还有几处本地餐厅,可以喝到现场土法烘焙的埃塞咖啡,看民俗舞蹈。埃塞舞蹈和非洲其他民族的舞蹈不同,不是主要扭动腰胯,而是肩膀。随着鼓点,颇有机器舞风范。但来回多次,也就兴味索然了。想回家上网,如同回到2000年代初的拨号状态,速度奇慢,没几天就花了一百多美金。所以在喜来登大堂的网咖,到处是端着电脑的外国人,花十几美金消磨大半天。


时间在办公室-住处-健身房-餐馆之间无限循环。到了夜里,哪里都是一片漆黑。晚8点之后,门前原本喧闹的市场街全都沉寂了,咖啡店关门,唯有一两家小卖部的灯光照着直堆到屋檐的芒果、牛油果和番荔枝。


保安已锁好大门,在听阿姆哈拉语广播节目。他的棚屋在花园的一角,不知是什么时候用木板和铁皮搭建起来的,里面气味难闻,雨季湿冷,旱季燥热。如果突然停电,他会启动旁边的发电机,左邻右舍也会陆续传出轰鸣声。


这是使馆区,住着很多中国人。躺在床上听雨水打在棕榈树、瓦片和保安的铁皮小屋上的无尽的滴答声,偶尔还有某种鸟的怪叫声,我突然又想起了《河湾》。书并不在我身边,只是这些声音、这种如同置身于大河上的那片丛林的孤独感,似已有人讲述过,把我的记忆打捞了出来。


奈保尔对非洲持悲观态度。虽然他有意让《河湾》中的那片土地匿名,但我们都知道它就是刚果。那个野心勃勃的新总统以半人半神的形象出现,手持刻有神秘图腾的权杖,把自己的肖像挂满大街小巷,称这不是一个总统的照片,而是“非洲人的形象”。


他的真实名字叫蒙博托,是一个出身教会学校的军人,暴力与宗教精神在他身上合二为一。


1960年刚果独立才数月,比利时人不甘心把矿藏丰富的属地拱手让人,向加丹加省发起进攻,甚至占领了首都金沙萨的机场。长期为民族独立奔走的刚果国父卢蒙巴向美国和联合国求援,接连受挫,只好转向苏联。当时是冷战高潮时期,这让美、英、比等国大为不安。根据2000年后披露的文件,美国中情局详细制定了枪杀、在牙刷上下毒等各种行动方案。当年9月,刚果国民军参谋长蒙博托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卢蒙巴被辗转送到刚果东南部的卢本巴希,历经加丹加和比利时士兵的严刑拷打,最后在偏僻地点被枪决。为了掩盖罪证,行刑者们挖出他的尸体,用电锯大卸八块,又以强酸溶解。这位毕生献身于刚果民族团结、独立的领袖,遗骸仅留下两颗牙齿。后来,全非人民大会宣布他为泛非运动烈士。


蒙博托取代了卢蒙巴。他对人民宣布:“是我造就了你们。” 巨大的钢厂、电站和水库项目上马,欧式现代化建筑平地而起,每个沙龙都在谈论未来。但是好景不长。蒙博托及其亲朋好友的胃口越来越大,集聚了数十亿美金财富。1973年,蒙博托索性宣布把几千家外国工厂、农场、贸易公司和批发零售等企业无偿收归国有。实质上,这些产业多数落入他的亲信的腰包,又陆续因为管理不善凋零。


主人公的商店被移交给了不懂经营的本地人,他决心离开非洲。叛军炮火在逼近。丛林侵蚀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藤蔓覆盖了残垣断壁,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千里之外的埃塞俄比亚也不平静。1974年,临时军政府(简称“德格”)推翻了坐拥七个世纪历史的所罗门王朝。83岁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在软禁中神秘死亡,民间传言是被“德格”领袖门格斯图用枕头闷死的,1991年人们才在宫殿地下找到了他的遗体。今天在共和广场边上的“红色恐怖博物馆”可以看到17年军政府统治的遗物:遍地尸体的照片、刑具、宣传海报,等等。“德格”与人民革命党等反对派厮杀的同时,还发动了激进的土地改革,粮食急剧减产。70和80年代,埃塞爆发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大饥荒,一百余万平民的生命被吞噬。


我雇了个司机加向导,名叫阿布迪。他家住俄罗斯大使馆旁边,在亚的斯亚贝巴市区一座小山脚下。饥饿的年代,鬣狗成群结队下山觅食,夜里用手电一照,全是绿幽幽的眼睛。直到现在,它们还偶尔埋伏在山下的停车场,伺机攻击落单的人。所以东部古城哈拉尔(诗人兰波曾隐居于此)有喂鬣狗的传统。世代担任鬣狗照料者的家族呼唤每只狗的名字,用生牛肉嘴对嘴喂它们。在当地人看来,这样才能维持某种契约,让它们不至于吃人。我也参与过这种仪式。一群牛犊般大小的土狼在居民区徘徊,从我手上抢肉。


俄罗斯大使馆蔚为壮观,像一座大学校园。冷战时期,据说苏联最多时曾在这里派驻了3000人。阿布迪小时候最重要的娱乐就是看苏联电影。大使馆每周组织电影放映,直接投影在白色围墙上。墙外观众云集,现场热闹非凡。今天已经很难想象那种盛况了。因为雇员剧减,馆舍只有一小块还在使用。残破的门窗在风中颤抖,周边社区也显得沉寂,四处是茂盛的荒草。夜晚比当年更漆黑。


但埃塞俄比亚也有生机盎然的一面。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击败“德格”结束内战后,希望把非洲之角打造成区域工业化中心。“要想富,先修路”,我每次来到亚的斯亚贝巴,都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加入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大军。21世纪的埃塞俄比亚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但也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各大城镇如同一个个工地,尘土飞扬,泥沙俱下。人人都想有新公路、新电站、新学校、新体育场,想“多快好省”建设现代化。

 

中国列车长指导埃塞俄比亚铁路乘务员练习迎宾礼仪。 图/新华

 

除了中餐馆,亚的斯亚贝巴街头陆续出现了中国菜店、中国理发店、中国地勘队。它们服务着中国修建的公路、轻轨、铁路、机场、工业园、炼油厂……街头蹲着玩手机的中国工人,还有人喝多了高唱《好汉歌》。中国一家制鞋厂成为埃塞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雇用超过4000名本地工人,相信未来这个数字还会成倍增长。受益于援助条款,这些企业的产品将在欧美国家享受免税待遇。


现在,公路穿过了丛林和山地。从首都到北部边境,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了。如果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舒适的小飞机,那就要不了一小时。很快,中断一个世纪的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铁路会重新通车,穿过干旱地带,直达中国军队第一个海外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


但在首都之外,这片土地并非风平浪静——也许平静在非洲之角本是一种偶然。索马里恐怖分子在窥伺,阿姆哈拉人和奥罗莫人决心正面挑战执政的提格雷人的权威。有人说,去年长达8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中,真实死亡人数可能是2000人。


一片欣欣向荣之中,过去的幽灵没有离开。它等待着,等待像《河湾》中的丛林般吞噬人类的一切劳动成果,如大象踏碎蚁丘。


我希望埃塞俄比亚能免于这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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