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变形记

人物 毛翊君
他始终公然表示愿意处于小众定位


朱大可。摄影/姬东


黑色的飞机追着朱大可,他在大地上奔逃。父母叫醒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在床上跑,绕着黑暗里的床沿,一圈又一圈,就是没有掉下去。


那时候他两岁,但梦和现实的记忆是清晰的,他很肯定。


跟这个场景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件事。同样是在床上,怀孕的母亲仰面躺着,朱大可跑累了,一屁股坐在母亲肚子上。母亲大声叫疼,父亲把她送去医院。孩子没保住。朱大可一直认为自己杀死了妹妹。


他把这两段记忆强化成人生隐喻,在自己写作的半生中,上升成“逃亡”和“孤独”的意象。


40岁之前,他几乎每晚自言自语,讲着故事睡着。主人公始终是同一人,故事发生了好多版本,这些他从未记录下来,是自己永远的秘密。孤独使然。


但故事的一部分投射到了近年出版的神话小说里,成了想象力的出口。他曾以锋利的文化批评著称,这是他获得快感的来源,而这些年,兴趣被神话取代。他用二十年系统地研究了神话,又开始创作神话小说。“谜托邦”,是他为这样的类型系列起的名字。


他把自己进入文学圈称为“逃回”:1986年,29岁的他公然批评谢晋的电影,引起上海电影界的震动,这让他名声大噪,也让他害怕,他为此逃回了文学界。现在,神话小说又让他重新进入文学圈,甚至,他还计划试图进入电影领域,把自己的文字变成影像。


谜托邦


《长生弈》是个实验,朱大可第一次尝试历史魔幻小说。


起初,这是一个6万字的中篇。朋友一看,觉得没写完,他又改成10万字。最后,延长到16万字。背景是春秋时期,他重新塑造了彭祖的形象,谈论永生欲望的痛苦,指向生与死的终极问题。


神话的表达是安全的,他也终于为多年来自语的想象找到了输出渠道。从虚构的魔幻人物中,窥见自己的真实影像,朱大可觉得这是意义所在。


在广州的分享会上,一位读者告诉他,自己对他从公知形象到小说创作者的转变感到诧异。


80年代以来,他脱离了“被塑造”的年纪,开始展现自己广泛的兴趣,电影、文学、音乐等等,都留下他的批评文章。如今年近花甲,他温和地谈到,自己似乎多年走错了路,“本应该写小说的”。


这二十多年,朱大可的精力投入神话起源研究,成果放在三册《华夏上古神系》里,他在其中重构了上古时代的神谱。研究缘起于他忽然发现全世界上古神祇名字有相似之处。比如,水神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N,地神都是G开头等等,一切从非洲而来。故事就是从研究里衍生的。


“超越时空,表达了民众最隐秘的欲望。”他受到了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的启发。


史景迁写过清朝初年山东农民的贫苦。故事里,与人私奔的农妇是鲜活的主角,最终惨死于丈夫之手。客观的社会背景依据地方志,却也参考了虚构小说《聊斋异志》。这本《王氏之死》的短篇使朱大可意识到,历史可以写得这样好看,跟人性勾连。


他坦承无法喜欢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写法太循规蹈矩”;也不喜欢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实在太无趣了”;甚至读不进钱钟书的《管锥篇》,“考据太琐碎”。


在他的文化创意工作室,朱大可开始了“谜托邦”计划。这是三年前决定的转型,他筹集了资金,挑中几位来自复旦、同济等高校的青年作家来把神话研究变成有趣的故事文本。


剧情大纲是集体讨论出来的,都在万字左右,这个阶段甚至可以花上一年时间。确定下来,再由一个人执笔写出三五万字的故事。无论是谁,都署名“卜知客”,意为真相的索引者。他们先制造了“谜”的乌托邦,再来解惑。这个工作室的创作项目仍在进行之中,作品尚未正式出版。


“既尊重历史书写,又竭力要突破史官叙事的框架,向神话和魔幻主义致敬。”朱大可陷入这样自我主动分裂的写作格局。他想尝试出中国神话和魔幻类型小说,形成此类文学新局面。


这两年,他认同“文学已死”,却仍感受到自己高涨的创作状态。他在上海的住宅里,保持着规律的写作,早起锻炼之后开工,晚上11点睡觉。状态好时,一天上万字洋洋洒洒。新书《古事记》系列三篇——《麒麟》《字造》和《神镜》,来自他最熟悉的神话,被率先选择出来。接下来,还有6篇已经完成,正在等待出版。


他又觉得这是他“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因为自己的写作是“高度个人化的自言自语”,不熟悉他语言风格的人难以接受“为什么主语和谓语之间要加状语和定语”。他始终公然表示愿意处于小众定位。


“成为畅销书作家就是自杀式的写作,我不希望。畅销等于速死。”8月中旬,他坐在广州分享会的台上,双腿在椅子前分开,依旧像朋友孤云形容的“挺着大肚腩”,以干部式的姿势,把右手端在胸前比划,跟读者强调这个“文学史上的规律”。


可他也举出了反例。他赞赏狄更斯,当说到有上千人在会堂现场朗读狄更斯的作品时,他露出欣喜的表情。他强调着,“底下全坐着中产阶级太太”。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率承认,“现实题材,很多作家写得比我好,难以超越现实主义大师。最主要的是,我的现实生活不太有经历。我是有在书斋里想象中的经验。”


孤独


上海太原路二十五弄十号,旧法租界的中心,一栋西班牙式花园住宅,朱大可最初的想象和经验都来自这里。


爬山虎堆满了狭小的窗户和结实的水泥墙,长着夹竹桃、法国梧桐的后花园曾经给他带来幼年读书的宁静。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是必不可少的,还有《西游记》。他曾沉迷历史,因为受到身为中学历史老师的父亲影响。而因为母亲在中学教音乐和语文,他也弹着钢琴做过音乐梦,尤其是在读到《约翰·克里斯朵夫》之后。


他的心性被塑造在破碎的70年代,灾难和幸福同时留在记忆里。


青春期里,他渴望爱情,钢琴是他追求女生的工具。因为失恋,他陷入过抑郁,又从文字中把自己治愈。那个年代,没有人在意偏科的问题,朱大可按照自己的兴趣读书,把父母所在的两个中学图书馆里的书都翻了个遍。


但抄家开始了。各种躲过抄家的书,被大家藏起来,又在晚上8点开始相互借阅。书是被人送到家中的,第二天早上8点要被取回去。大部头如《战争与和平》,要以一个晚上的速度读完。四卷《约翰·克里斯朵夫》也一样。电力不足的灯投出昏暗的光,他和父亲在灯光下轮着看。


邻里都是名流,大资本家、高级医生、电影导演、大学教授等等“牛鬼蛇神”,让这里成了风暴中心。其中,一年级的班主任陶老师变成了朱大可见过的第一具死尸,悬挂在他上课的教室里。


在这之后,家里的窗帘在早上不敢被拉开,朱大可常躲在窗户后面看着灰色的殡仪馆车子来去。被抬出来的不知道是谁,有时白布下鼓着大肚子,抬送的人在周围出出进进,悄无声息。


父亲被关押了一年多,最后没有熬过1975年。11月的寒冷冬夜,中山医院里,父亲在朱大可面前断气。那时,亲戚不敢往来,他感到完全无助的孤独。而父亲临走前忽然的咒骂,把他从曾经的信仰里唤醒。


他是带着叛逆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鲁迅一直被他当做精神上的父亲。他无感于教科书,自己开始写小说,收到的却是高年级同学的批评。他转而研究电影。毕业之后,他以文学批评进入公共视野,一次研讨会结束,他写下的《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被发表在《文汇报》,他直指谢晋的“好人蒙冤”“善必胜恶”等模式是“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


他的得志,他的轻狂,让他收获了上海电影界对他的愤怒,相关支持者也受到牵连。后来,他形容当时的自己是“一只笨熊闯进了瓷器店,砸了一件最精美的瓷器”。


1994年,由于家庭变故,他去了澳大利亚,读书、做华文媒体,度过了自认为“被耽误”的八年。


他离开的那一年,朋友胡河清,一位被他评价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文学批评家,在上海公寓自杀。朱大可感到文学和精英阶层在时代飞速转型下一并式微,于是中断了写作,消失在文学圈。五年之后,他又重拾了批评的锐气,用两万字的《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谈论流行的文化快消品。


近年,他反思过这篇文章,意识到自己曾经的不知分寸,警醒自己要对事不对人。“不要把批评变成个人意气用事的工具,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伤害。”


身份转变


朱大可不避讳自己有过虚荣,也不否认自己的优越感。“年轻时候是虚的荣誉感。虚就是靠那些炒作。现在倾向于更实一点,就是真写一点什么东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一直觉得我是能写出好东西。”


他认为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向——神话,他意识到国内没有作家走过这条路。


神话给了他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在神话上找到了延续电影梦想的可能性。


他承认,自己的兴趣是广泛的,不在意别人说他没有深耕一个领域。他还是不能忘怀自己曾在华东师大当过《电影新作》杂志的体制外编辑,看了百余部剧本。记忆里,在《小街》拍摄现场看见的演员张瑜,是刻在他心里的女王。


对电影的敬畏感仍然在。“谜托邦”集体创作出的故事,他是计划卖给电影公司的。他的目标是,创作出具有传统底蕴、现代逻辑和好莱坞影视特质的类型小说。或者说,“谜托邦”计划,是他为自己电影梦想所做的准备。“从文学开始改变中国电影的现状。”他会常常提到这个“梦想”。


他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下已知的导演,并没有能够找出一位价值观相同的来。“有可能我自己来做导演。”他甚至已经想好了《字造》改编成电影的镜头: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一开始就鬼神哭泣,仓颉从雨中掉下来。


新书分享会的现场,他收到了一个提问,仍旧关于身份的转变。广州作家魏微问他,昨日的自己会怎么思考今日的自己。朱大可一时没有答案,他希望现场有读者能帮他回答。


一个微胖的男子举着朱大可2010年出版的《孤独的大多数》,猛地站了起来。他找到朱大可曾有过的答案:“在下一个十年,我会看见我本人的历史性衰退。我将义无反顾地从参与书写的前线撤离……于阳光下缅怀往事,眼望巨变的中国,而在这久远的岁月之后,逐渐进入失语和沉默的状态。”


他说文学是自己的精神梦想,但他没有想过到老也笔耕不辍。至少,八年前他就想过“退休”。


“时间有点儿短了,可能要再过十年。”他笑起来,只是没想到未来被大大延迟,反而变得更加年轻。


即便现在每天都处于燃烧的状态,但他觉得之前写下的预期仍会到来。他看到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在退化,而且退化得非常厉害,“完全不能写作,或者写出来奇烂无比。我感觉这是一个规律。”在他的想象中,只希望自己八十多岁时,能弹弹钢琴,在自己高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