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南北望家国

人物 李行
他的作品中总有一种 当下作家少见的雄浑与历史感



葛亮去越南旅行,在一座寺庙里看到一段难忘的画面。一位青年,脸上带妆,头梳发髻,身着长袍。他合眼念词,带着哭腔。稍许,他的身体开始微微颤抖,突然好像打了一个寒战,似乎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面前一个年轻女人开始与他对话。说话间,女人竟开始啜泣。青年随后恢复平静,不再言语。


当时,葛亮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仪式,只觉表演性极强。他上前与青年攀谈,青年告诉他这是“问米”,岭南一带的招灵仪式。刚才问米的年轻女人是黑道中人的遗孀,青年所做的不过是背后有人托付于他,只是借他之口,叫女人安心。


后来,这段故事成了葛亮短篇小说《问米》的素材,小说中青年阿让是越南流浪的通灵师,专解人间苦难。类似的故事还有被戴绿帽子的钢琴教师密谋报复社会;冤死的知青魂灵附着人身回村报仇;变性人用鹌鹑试验药物的奇情故事。


七个受命运试探的人组成了这部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问米》。在不同职业人物主角的外衣下,葛亮所关注的,还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人之常情。


正如他在关于南京历史的长篇小说《朱雀》中,写了一个叫作泰勒的美国间谍,西方男人的性启蒙也可以来自《金瓶梅》,听女主人公唱《月满西楼》也会心底潸然。另一部让葛亮声名大震的长篇小说《北鸢》虽然描写的是历史中的大人物,但也是从家庭史的角度来写,他写石玉璞(原型为奉系军阀褚玉璞,葛亮外公的姨父),并不是写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的枭雄模样,也不是《秋海棠》里边将其标签化的恶霸土匪,而是写其作为一家之主的日常生活,写其人皆有之的担忧与顾虑。也正是这种深入历史背面和人物内心肌理的写作方式,让人们记住了葛亮。


南北书 


葛亮至今出了两本长篇小说《朱雀》和《北鸢》,《朱雀》叙述的是南京城及生活在这里的几代人的沧海桑田、风云变迁,《北鸢》是写了一个虚构的北方城市“襄城”。他将之统称为“南北书”。


葛亮生长在南京鼓楼一带,是今天南京较核心的部分,还留有旧都气质。朱雀门是南京的地标之一,代表南京的正南方。早在东晋,南京秦淮河的二十四桥中,朱雀桥是最为华丽和宏大的。朱雀是一个昔日胜景的象征,给南京这座城市带来了更多“旧”的气息。也正因为曾经过太多沧海桑田,在南京,野心与怅惘、巧合与错失层层积淀,早已经化为寻常百姓家的集体经验了。


《朱雀》中写到的西市、东市,到现在也是如此。西市就是一个卖古玩的地方,许多东西都是假古董。那些仿古的店铺,虽是黛瓦粉墙,但也造得粗陋。如果一座古都要开发旅游资源,似乎不该弄成这个样子,但好像南京人就很无所谓。家庭主妇就在城墙上晾衣服、晒中药、白菜。葛亮生活的科研所大院里住的都是知识分子,到了冬天,照样把大白菜晾一院子,并不会刻意要保持所谓整齐。这就是过日子。


一直留在葛亮印象中的是位于汉口路的南京大学的生物楼。葛亮小时候常跟小伙伴一起去探险,进去就能看到各式动物标本,以及未成形或者畸形的胎儿,甚至有的就随随便便放在过道里,这让葛亮认为南京人的骨子里,“无可无不可”。


因为小说涉及城市的文化坐标。有人真就按《朱雀》里的坐标去游历南京。“想想蛮有趣的,这是让我感怀的事情。”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文化坐标外,食物也是他写南京重要的一笔。葛亮在书中曾写过一段关于汪精卫的故事。汪刚来南京,钟情于美人肝,这道菜的食材是鸭子的胰脏,非常小,一鸭一胰,所以做一盘美人肝,要40只鸭子,在当时很不易得。汪精卫常拿它做夜宵,到晚上,就用荣宝斋小笺自书:汪公馆点菜,军警一律放行。


南京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政治、历史跟日常元素经常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葛亮喜欢写这座城市的原因,它没有那么肃穆,很多枝蔓非常有趣。


《朱雀》写了许多民间场景和人物,作为作家,葛亮觉得自己不可能真的为民间代言,但他相信,有责任去帮助他们说出那个时代的心事。“我想讲一个宿命的故事。但如果让我讲《朱雀》里谁是主角——我想说,城市才是。”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朱雀》里,他用一家三代串联历史,来表达南京。而到了《北鸢》里的襄城,这个虚构出来的城市成为葛亮对于北方城市文化的一种综合。


《北鸢》在讲述卢、冯两家日常生活及主人公命运遭际的同时,常会随情即景,畅谈一番民国人事风物,将人物置于宏大的时代格局中进行审视。描写内容大至政经地理、城乡样貌,小至烹调、书画、服饰、曲艺,包罗万象,被称为一幅“民国清明上河图”。


“因为我觉得无论中国的文化还是历史,南北之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两边的文化气息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中国人谈起来北望家国,从来不会往南望,因为北方一直以来都是所谓的地理政治甚至于文化的中心。所以后来出现了民国时期海派文学,一开始那是个贬称,所谓的京海之争,那个海派实际上是一个被贬抑的对象。但其实南方文化也相当的丰富,吴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甚至西南文化,各有它不同的归属。北方文化非常大一统,到了南方,因为它没有一些所谓的政治格局的约束,变得更加开放。《北鸢》从读者的意义来说也可以和《朱雀》进行这种所谓的对读。所谓先秦儒家,出中原齐鲁,老庄出南方楚地,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品性。”葛亮说。


历史“在场者”


中国近代史充满动荡与残酷,在为《朱雀》做资料收集的阶段,触碰到的真相让葛亮饱受折磨。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部分,看了许多资料,夜晚常常做同一个噩梦,梦中只有一张毫无表情、闭着眼睛的脸。书中这部分其实着墨不多,但完成小说后,葛亮调整了相当长时间,才能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写完那一段,我很能够理解和体会为什么张纯如写完了‘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之后走上了不归路。”他说。


写《朱雀》时,葛亮跟一个年长的前辈作家对谈。葛亮认为前辈们更多是历史的在场者,是以己之身的经验还原历史,而70后作家更多的是依赖所谓的文学想象去建构历史。史料可以作为砖瓦,但毕竟还是不一样的,70后本身对于那个时代的把握,还是很难与自己的经验叠合。


但到了写《北鸢》时,他有所调整。开始要求自己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在场者”,和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直接对话。


1978年出生的葛亮,生于文人世家,祖父是中国著名书画家葛康俞,太舅公是陈独秀,奉系军阀褚玉璞是他外公的姨父,邓稼先是他的表叔公。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家族勾连起了中国近现代史。


当时,葛亮祖父的作品《据几曾看》的编辑希望葛亮以“有温度”的视角表现这些祖辈人物,通过祖辈的生活经历投射近现代文化史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类似陈寅恪女儿们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


为此,葛亮最初申请了一个非虚构的口述史研究计划,三年间写下了百万字的研究资料。但后来葛亮还是将写作计划做了调整,改成虚构小说,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年与其祖父有深入交往的历史在场者像王世襄、范用,国立杭州艺专的同窗、师长辈的比如林风眠、李可染、艾青、吴冠中陆续离世。“我会有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我必须现在写,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抢救,我必须用一部作品,细节化、还原这一代人他们的自处以及与时代之间的相处状态。”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小说写了男女主角文笙和仁桢在短短的20年之间经历的家族变故、战火硝烟、人情冷暖、情爱生死,有些故事就来自葛亮外公和外婆相认、相知、相恋的经历。也写到了政客、军阀、寓公、文人、商人、伶人等上百位经典民国人物。这些人物几乎都有出处,很多故事段落甚至直接来自于葛亮祖辈的日常生活。


“我们总在一种固化思维里探讨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实际上两者在民国那个时代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写民国,民国给我们非常多元化的对历史的表现立场和空间。当时的整个社会格局,没有现在这么格式化,每个人都有表述、调整自己的机会,个体和历史之间也表现出介于主动、被动之间的辩证关联。我想这也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历史观念。”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古典主义


写作之于葛亮,是一种沉淀之道。


受父辈影响,葛亮从小时候开始读古典小说。父亲通晓俄语,从小就给葛亮读些旧俄时期的小说。同时,《阅微草堂笔记》《东京梦华录》,包括比较偏的《耳新》《何典》等笔记体小说也对他影响甚深。这使他建立起最初有关文学审美的意识,叙事的技巧,以及语言运用方面俗与雅的观念。


俄国小说有天然的格局感,他小时候似懂非懂,它提供的语境也不是生活中能够直接接触到的,甚至因为太厚,有所抗拒。但许多东西还是会润物无声地渗透、影响。


很多人对葛亮小说《北鸢》中的典雅语言爱之深切,将之称为“新古典主义小说”。蒋方舟甚至称看此小说有看VR的感觉。这确实源于葛亮醉心于情境感的营造。


“仁桢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名伶言秋凰时,不禁感慨:看过她演的一出《思凡》。台上那个人的光彩,身段与唱腔,美得不可方物。然而此时,立在眼前,却让她意外了。这意外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家常与普通。仁桢甚至注意到,她手袋上的一粒水钻,已经脱落,拖拉下一个很长的线头,于是整个人,似乎也有些黯淡了。”这是《北鸢》对言秋凰出场的白描,只是一粒水钻的特写,便将一代名伶雍容华贵背后的黯淡颓唐传神地呈现出来。


“我迷恋古典小说中的某种‘掌故感’,这在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中还会出现,但是在年轻作者笔下稀薄得多了。大约是因此,我会尝试运用白描方式,将这种感觉适当纳入到当下的语境中来。”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著名评论家王德威曾如此评论,“《北鸢》仍然充满传奇色彩。家族的兴衰、时代的动荡、乱世的情爱无一不备。不同的是,抒情意境大为提升。葛亮这回沉住气,写出一种想象的民国丰采,暗藏其中的凶险,以及终将来到的历史嬗变。以淡笔写深情,必须给予肯定。”


《朱雀》25万字,葛亮写了5年。《北鸢》40万字,葛亮写了7年。接下来,他的长篇写作计划依然是历史题材,甚至从民国到了前清。


很多人惊讶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制造难题,一次次选择跨度这样大的历史题材。“小时候的阅读,父母会着意安排我读一些‘大部头’,特别是苏联文学。宏大又厚重。儿时的阅读其实造成我对文学的敬畏感,觉得文学门槛非常之高,所以长期安于做一个阅读者。我完全没想到某一天我能提起笔来,规律化地写作。直到《谜鸦》获奖出版后,我才发觉儿时阅读给我最为珍贵的经验,就是教给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具备一种胸怀。不是只关照一时一地,而是把这些东西放在普世人性的层面去写。有了大胸怀,就算是小题材小格局,你也可以写出意义深刻的作品。”葛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