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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娜。摄影|董洁旭

 

巫娜:我养了古琴30年后,古琴才开始养我
(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丹青
  
  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
  
  不弹琴的时候,你很难把巫娜和古琴联系起来,她身上没有古意,也缺少那些玄而又玄的东西。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古琴专业,作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古琴学生,她曾拿遍这个冷僻专业的所有奖项。巫娜说,早年一直想着拿到所有的高分,所有的奖项,想着登上那巅峰。那时的她年少轻狂,对她来说,古琴不过就是手指上苦练出来的功夫,而生活里她几乎算是个摇滚青年,和窦唯、崔健这些人一起玩儿乐队、玩儿即兴,彻夜弹琴,饮酒作歌。
  
  玩儿过,叛逆过,焦虑过,如今古琴也跟了她近30年了。感到这东西的滋养,却是这两年才有的事。30年了,那种东西才显现出来。有时舞台演出,巫娜非常紧张,但只要琴声出来,事情就变得有那么一点不同:“只要一弹响它,它就养你。”
  
  巫娜今年37岁,走起来像一阵风,说话不假思索,又脆又快。这让她显得坚定、清晰而前卫。
  
  “之前都是消耗,都是我在养它,”巫娜说,“现在这种状态我也没想到。不知怎么,一不小心,它就来了。”说起这个变化,她像说起一件自己也费解的事。


  
  掌握一种技能的自由是十几年的不自由换来的
  
  很长一段时间,巫娜对古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那就是一个选择、一份专业、一件很严厉的很苦的事。
  
  9岁那年,精通打击乐的姨夫建议巫娜去学古琴。在80年代,古琴更为冷门,正因为冷僻,在众多乐手中更容易脱颖而出。
  
  年幼的巫娜就这么从重庆来到了北京,拜在古琴名师赵家珍门下。“我当时很明确要走专业这条路。”巫娜说,“那是80年代,从老家到北京来,是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如果你不学专业,只是学着玩儿的话,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古琴为四艺之首。初为5弦,汉朝起定为7弦,共设13个徽标志音律。在古代,它不仅是一张琴,更是礼器、法器。其音域宽广,音色沉郁悠远,古语有“士无故不撤琴瑟”“左琴右书”之说,弹琴长啸,诗酒雅集,被引为风雅之事。
  
  而对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古琴未免太闷了。倒是不难学,但泛音清冷,按音丰富,手指下的吟揉指法细微悠长,时如人语,缥缈多变。而一个孩子是很难耐下性子的。
  
  说起童年的训练,巫娜只记得那规范而清苦。古琴分两派,一派“江湖”,另一派是“学院”,以此区别业余与专业。巫娜走的是专业路线,技法非常严格,老师又是个率性而严厉的人,每天练足8小时是常事,“我不是那种有天赋的小孩。很多事情在我身上总比别人慢半拍。”那时的巫娜目的性很强,要练好,练精,考上音乐学院。
  
  1992年的一天,宿舍里一个同学拿来一张从CD上刻录下来的磁带。当时还流行Walkman, 巫娜带在身上听:那不仅仅是古琴,混合着电子乐、长笛、西洋的风格,前卫即兴而又酷酷的,那好像突然打开了一扇窗,她非常清晰地感觉到,这是她喜欢的东西。
  
  之后她知道,这是一个荷兰音乐人的作品。这样的音乐里,她感觉到另一种可能性:你可以不仅仅是一个器乐的演奏者,而是一个综合的音乐人。它包含了作曲、编曲的技巧,即兴的能力。这正中巫娜的喜好,她爱的不仅仅是古琴,更是“古琴不古”的那些处理。音乐学院里,她玩儿实验音乐、先锋的创作。这很冒险,也过于叛逆,古琴界的老先生们极其反对,也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或机构愿意出资,支持她做一场实验性极强的古琴演出。
  
  当时的巫娜二十出头,心气高,爱折腾:“干脆我自己挣钱。有一天我就想做一场什么样的音乐会,就自己花钱做,不去找别人拉赞助。”
  
  那时临近毕业,所有人都在找工作,巫娜却做了一个叛逆的决定:“我不想去任何一个公家的机构,不加入任何团体。”凭着冲劲儿和性格里的缜密,她跟朋友一起凑了点钱,在北京的SOHO现代城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琴馆。
  
  把位置选在这里,巫娜动了一点小心思:这里白领人群多,方便有经济能力的成年人来学习。当时巫娜凑起来的钱只够付一两个月的房租,之后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干脆到小区挨家挨户敲门发传单,陆续有了第一批学生。
  
  琴馆就这么开起来了,开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一教6年。6年里,巫娜就靠着一堂一堂地教课把琴馆经营起来,而这对一个演奏者来说是很消耗的:“那时年轻,不停地做事,从早到晚地教,我简直快累死了。”
  
  早年,巫娜对古琴的情感一直有一点疏离。她擅长这个技艺,也一直在精进,但真的感觉到古琴跟自己发生了某种关系,并且这关系将会持续终生,是学了古琴十多年后才有的事。
  
  她自己也未曾料到,驾驭和享受一种技能的自由,竟然是十几年的不自由换来的。


  
  窦唯、乐队,以及摇滚青年的美好时光
  
  巫娜的琴馆换过几次地方,因为场地、合作伙伴的变化,辗转开到了天安门旁边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取名“清风馆”。
  
  琴馆设在南长安街上,毗邻南池子,青砖黑瓦,传统的格子窗户,门前院子里种了一棵柿子树和几丛竹林,后面一排房子就是琴馆了。
  
  在这个小院子里的某一天,巫娜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说自己叫小虎,很直接地问:“你就是那个弹古琴的吗?”
  
  巫娜有点愣神,对方接着说:“我们有一个乐队,每周二有个演出,想把古琴融到里边,你要加入吗?”
  
  巫娜这才问:“乐队有哪些成员?”
  
  对方答:“有窦唯。”
  
  那是一个在巫娜的青春期里出现过的名字,对高中时期的她来说几乎是闪闪发光的。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个叫做“不一定”的乐队。作为成员加入一个乐队,在巫娜这还是第一次。所有人都那么酷,完全是一个乌托邦。
  
  紧锣密鼓地排练了两三个月后,窦唯突然出现了。
  
  乐队里一个男生指着巫娜撺掇窦唯:“这个女孩子,她有一个地儿特别好。”窦唯说话有点儿结巴,一次演出后,他说:“就是那个,听说你在那个天安门,那个边上,有一个有个地儿还不错。我想去看看啊。”
  
  巫娜至今记得那样子,“特别逗,很可爱,至今我都记得。”一行人乘着兴头去了琴馆。当时琴馆是巫娜和三个男孩一起开的,这三个人都是窦唯的粉丝,听说巫娜请了窦唯来,都兴奋起来。巫娜倒有点不好意思。
  
  窦唯看了这地方就喜欢上了。自从来了一次之后,每天都来。来了就靠着那几丛竹子。窦唯喜欢绿色植物,嘴上常挂着一句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为了让琴馆更赏心悦目些,他专门去花卉市场挑了几棵特别大的植物,安排好各自摆在哪儿,之后自个儿往那儿一坐,“特高兴”,巫娜说。
  
  有时候窦唯坐在窗边,写点东西,有时候画画,有时就呆坐着。那时乐队一起时,会聊一聊专辑,做完专辑又去巡演,大家渐渐成了琴馆的常客。窦唯也跟巫娜学了一点古琴,就是这段时间,巫娜和窦唯合作了《暮良文王》。
  
  那段时间,巫娜也还在日常教课。“不一定乐队”巡演不多,收入也很低,每个人演出费都不高。“因为窦唯不唱。他只要愿意开口,就是一个富翁。但他就是不唱,有那种清高。”巫娜说。
  
  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巫娜说自己才真正在即兴演奏这件事上“过关”了。用她的话说,窦唯在音乐上是一个“禅者”,他对乐队的成员没有一点儿要求,“从不要求你要演奏得多么好”。那演奏是纯自由的,每个人在自己的天分里驰骋,表达各自想表达的任何东西。无论你弹出多怪的一个声调,都会有人唱和,完全即兴。
  
  最初的即兴表演时,巫娜很紧张。她不知怎么用古琴与其他乐器搭话,对方的即兴音乐出来,她的状态并不松弛。“那是些十几年的老乐手了,很成熟,我弹一个什么出来,有时哪怕很生涩的,他们都会来托,来帮。那个潜移默化的教育很难得。”
  
  但那时的巫娜仍然局促。她发现即兴远不是现场去弹那么简单,背后的东西太多了,本职功夫过硬外,“跟当场发挥关系很大,你要弹什么,怎么弹,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自我教育的过程。你要大量去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丰富自己的素材。我听得最多的反而不是古琴,是实验音乐——那些古怪的东西。你听得越多,越丰富,脑子里有了一个素材库,下手时才有更多语言可以去说。”
  
  而窦唯的智慧、才华和严格体现在后期编排上。有时,乐队在录音棚里呆3天,全凭自己的天分和感觉,录出3天的素材来,由窦唯剪成一张专辑。他的要求、他对待自己的严格,在这个时候统统出来了。
  
  巫娜说,与窦唯合作那几年,是她音乐上的美好时光。


  
  焦虑以及那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直到那时,巫娜都是凭着教课支撑这小院子,并不知道赞助人之类的事。也完全不晓得去哪里找。琴馆经营得很辛苦。
  
  直到一次机会偶然,一对钟爱古典音乐的台湾夫妇找到她,他们喜欢古琴,也爱巫娜的音乐,有资金也有人脉,他们用一种过来人的态度劝她:“你该独立出来,不要在这个小院子再待下去了,没有前途的!”
  
  她又一次转换了地址。就这么在资助人的帮助下走出了这家小院子。但即便有了资金来源,琴馆仍然牵扯太多精力。不仅是教课,还要经营、管理,艺术成了次要的事。而她想要的实验性音乐,赞助她的这对夫妇并不赞成。双方有了方向上的分歧,一切都不在对的位置,巫娜的脾气情绪也糟透了。
  
  巫娜的心思渐渐不全在琴馆上了。她是个闲不住的人,一件事情做久了,就生出太安逸的恐惧,夹杂着不甘和倦怠。可未来在哪里,仍然不清晰。广大的天地里,一个有才华和野心的女孩子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安放下自己的心。
  
  跨界合作的那几年,巫娜结识了很多音乐人、文化人。她跟崔健、刘索拉这些音乐前辈合作,从那些关系里去吸收养分。早年音乐学院的课程清苦、单一而又严格,她并没有太多机会去完成这种自我教育,但跨界的这几年帮到了她。
  
  事情来得比简直比梦想还要好。2008这一年,在刘索拉的牵线帮忙下,巫娜申请到了洛克菲勒奖学金。作为艺术界最好的奖学金项目之一,这意味着巫娜可以到纽约度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个月拿着1000美金的补贴,体验最好的、顶级的音乐熏陶。而这奖学金对她唯一的要求就是结束后做一场演出。自由度相当高。她有机会做她想要的任何音乐实验。
  
  巫娜把琴馆交给了一位学生:“我不想做了。琴馆你拿去做,赞助你也带走。”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冲劲儿,她把旧的一切悉数推掉,拿着奖学金去了纽约,“我想做一个艺术家,我想回到舞台上。”
  
  纽约的一切,新天新地。最顶尖的艺术家全聚在那儿。巫娜一天一天地看演出,那些音乐里闪闪发光的才华,让她说不上是感动,还是什么,有时竟然听着看着哭出来,“怎么有人能做出这样的音乐来!”
  
  那是获得犒赏的半年,也是折磨的半年。在那里,巫娜说,她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自己才华的限度,某个即便努力,也无法到达的地方。
  
  一次在曼哈顿,巫娜去了一个艺术区。早年这里不过是一些烂尾楼,六七十年代起,一群艺术家进驻进去。这是你的画室,那是我的录音室、排练室,乌托邦似的形成了一个小天地。“真正的艺术精神已经在城市里被边缘化了,但那里好像保留了一个样态。那些人就在那儿做实验音乐,前卫音乐。”巫娜还记得,其中一个艺术家已经年过60,但还有着股年轻人的神采和劲头,与一个瑞士女竖琴家、一个印度尼西亚女鼓手,一起玩儿即兴音乐,全程90分钟里从头到尾都“怪死了”,“听起来也似乎没有任何逻辑”的旋律。但那感受又是那么好,因为那音乐里有着一种精神,一种更为深刻的对音乐的理解。
  
  另一个记忆则极美。一位北印度女性盘腿露天而坐,旁边一只鼓,一把小提琴,她可以这么动情地唱上几天几夜。那是一种带有宗教气氛的歌,下面信众几百上千,随着音乐晃动摇摆,沉醉入迷。这是北印度的一种传统唱法,完全是即兴的,类似中国的曲牌,随意组合发挥。“我一听简直傻了。”巫娜说。
  
  巫娜每周出门看无数次展览,每天两场演出,出门前查看大量的演出信息,有些门票非常贵,她饭吃得很简单,省出钱来买票。如饥似渴,3个月一晃过去。按说,这是让人兴奋的、极美的经历。始料未及的是,看过这些东西后,她竟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中。
  
  “我后来得了抑郁症,”她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能想象吗?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个局限。就是那些不能做到的东西,不能达到的地方。他们怎么能够想到这样去表达,为什么我就想不到?这种东西是特别容易把人击垮的。后来我干脆不再出门,拒绝看任何东西。”
  
  她有两个月的时间不能出门,“没有一点力气”,无比焦虑压抑。最后的那场音乐会就像一个论文,她在极度抑郁的病态中完成,“太痛苦了。”脑子里的念头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住,每一个都令她焦躁不安,无法平复。时而歇斯底里地痛哭。长年的压力、疲惫和创作上的焦虑,在这一刻爆发了。
  
  她靠学画唐卡,一小格子一小格子地描画那些图像,来让自己试着集中起注意力。“我画了好多佛头,一下笔就一天,好像这样比较容易过去。”
  
  但2个月后,她熬不住了,“这不是一个长久的办法,后来我没有待满半年就回国了。”
  
  “我就唯一的信念是,在纽约我就没希望了。我回国去混,好歹还能做出点事情。”巫娜坦率地说。


  
  你逃不到任何地方,只能与自己讲和
  
  回国后,巫娜休整了整整一年,慢慢病愈。
  
  之后,巫娜关掉了琴馆,搬家,一切重新来过,这一次她在方家胡同的老厂区办了两个古琴剧场,大剧场800人,小剧场300人,请来了国外艺术家一起演出。10场演出完全按照巫娜最想要的样子来:先锋、实验、跨界。每一场都是巫娜自编自导自演,连灯光怎么布,舞台怎么设计,全部按照巫娜的意思,2008年在纽约的梦想真的实现了。这项目不赚钱,也没给巫娜带来任何收益。
  
  赞助商不干了:“我们要赚钱,你这只是保本。”
  
  “找一个意气相投的赞助商太难了。”可那之后她也没有力气再重新回去做琴馆,之前那么多年不停地教课,把她伤到了。
  
  这时的巫娜已经过了30岁。身为一个艺术家,她想要的始终没能实现;而身为一个经营者,她又过于较真,很多细节不能完全放手给团队。她开始认真地检讨起自己:“这些年下来,琴技上没有进步不说,全部事情都在消耗我一个人,这事儿一定有哪里不对了。”
  
  今天的她,回忆起这些,已经可以自我解嘲,“那大概是我身为一个老板的自我反思和进步。”
  
  她试着搬到郊区,过了一段修行般的日子。那是2014年年底,每天上午喝茶、练字、下午弹琴、会友,每天早早入睡,远离喧闹,想从过去那种焦躁忙碌的生活中逃走。这生活持续了近两年。
  
  这两年里,巫娜只偶尔在朋友来时,才应朋友要求弹一弹琴。时过境迁,好胜过,也吃过好胜的苦头之后,古琴的意义好像开始变得不大一样了。
  
  每次都是朋友讲一句:“弹一曲吧。”这时,当巫娜面对那焦桐凤尾,安心坐下,手指在七弦上疾走如风,弹给朋友,也弹给自己听时,她突然感觉到弹琴竟然是这么舒服的一件事。
  
  琴声养人,而为了遇到这一刻,巫娜用了近30年。
  
  遇到太多心里过不去的事,巫娜也学了一些佛法的东西。她说佛法对她而言其实是一种理性,无非就是越过常规的感性反应,直接见到本质罢了,“然后你就在那点上去看问题,因为问题就是从那儿来的。其他的都是多余。”
  
  37岁,巫娜明白了一件事:再难的事情都一定会有出口。
  
  当初决定在郊区安定下来时,巫娜也做过“退休”的打算。她在房子旁边盖了一个琴馆,打算以后就像孔子“结庐”似的那么安居下来,在这个小天地里过安稳日子。但那房子刚刚建好,就碰到拆除违规建筑,巫娜前后奔走,托了多少关系,那房子仍然轰隆隆地说拆就拆了。梦幻泡影似的一下子化为乌有,小天地和现世安稳的梦,一夜破灭,连带着不小的经济损失已经顾不上算了。
  
  巫娜说,如果是更早年时,她简直会一蹶不振,被这样的事打败。但那天眼看小房子被推倒,她反倒觉得有点儿释然。“也许时候还没到,如果我心有所住,反而就被滞在那儿,堵在那儿了。”看着房子被拆掉,她想着,“也许我还年轻,应该走出去。”
  
  现在的巫娜也教琴,但柔软多了。早年,她的学生都是成年人,没时间练琴,回课不好,达不到巫娜的要求,她会很急躁,气急了还会骂学生。现在她不骂了,“人家欢欢乐乐来找我学琴,自己也没有太大要求,但老师却把他骂一顿。有必要吗?”说完她突然眼神一转,“我这是不是老了?”
  
  二十岁出头时的巫娜,也有着一个完美自我的设想,那想法甚至非常具体,发现达不到时,就越焦虑。现在她不这样想了。“那些东西,我过关了。”
  
  市面上,巫娜卖得最好的专辑是《天禅》,里面是一些清幽、简单、治愈的音乐。人们更愿意听一些抚慰的音乐。巫娜说,人们通过这张专辑来认识她,简直是她的一个困扰,那不是她想要的东西,“那种音乐疗愈性太强了,是浅层次的,但这让你很没办法——社会上大家就要这样的东西,再深一点都会觉得很沉重,很累。他们只要一样:轻飘飘的,在皮肤表面一直抚摸着你就很好了。”
  
  她想要的前卫的风格,好像超出了很多人对古琴的认知。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49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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