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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地区招募新献血者的能力并不弱,但保留能力的确已成为确保血液安全稳定供应的短板。图/IC

 

“血荒”和背后的江湖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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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济武已经记不清清理了多少血贩子喷涂在厕所和走廊墙上的广告了。
  他是北京医院输血科主任,也是北京市输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的负责人。
  在宫济武看来,2016年春节以来的血荒似乎有点严重。他所在的北京医院开出了十多张互助献血单,以往一年也就一两例。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媒体报道发现,仅2016年春节以来,就有江苏、安徽、河南等省份多个城市出现“血荒”,有的医院甚至停掉了80%的择期手术。
  “全国70个大中城市,缺血的有五十多个。”一位血站负责人如此表示。
  在一些医院,互助献血的比例甚至达到了手术用血量的80%。“在我们医院,八成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血荒的背景下,原本被法律所禁止的血液买卖,在其投下的灰色影子里野蛮地生长。


  用血告急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骨关节科病房内,李惠泽(化名)正在等待第二天的膝关节置换手术。她今年63岁,身体就像一块运行多年的机械表,各部位零件都吱溜作响,膝盖位置尤甚,一走路就“钻心地疼”。
  这已经是李惠泽第二次入院,手术原本安排在上周。手术前一天,她的配血申请被血库退了回来。“医生说O型血库存不足,手术要延期。”李惠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李惠泽有点不放心,看到护士和医生就会问一句:“明天手术确定能做吗?”心情忐忑的她隐约意识到,周围有一种难以言状的紧张情绪。
  置换一只膝关节,需要为患者准备200cc备用血,李惠泽两个关节都需要置换,要准备400cc。平时,对于每天要实施15台左右此类手术的骨关节科来说,这点血并不算什么。
  然而,现在一个月内,科室内大大小小的手术已经停了一百多台。“很多情况都是第二天要做手术,血库通知我们没有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林剑浩叹了口气,颇为无奈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日子太熬人。”
  最能感受到这种紧张气氛的要数科室的住院总医师刘强了。27岁的刘强,是科里的“大管家”,从病人会诊到安排手术,科内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经过他的手。
  早上9点钟,刘强就开始安排下一期的手术。他对此并不陌生。以往,他只要根据病人的病情、手术室排班以及主治医生的时间安排就可以,如今,这却变成了件“烧脑”的事情:需要衡量每台手术的用血量,尽量把不需要用血的手术往前排。
  10点钟左右,刘强将下批14台手术的配血申请信息发送到血库,等待12点钟血库的信息反馈。“最惨的时候,所有的配血申请都被血库打了回来,有二十多台。”刘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不仅骨关节科,全院几乎所有要用到O型血的手术都被暂停了。
  刘强甚至专门去了一趟医院血库,希望血库能够考虑病人病情紧急的情况,多调点血来。结果沟通了半天,只带回来一句话,“O型血的病人,尽量不要收。”
  在刘强的桌子上,放着一沓住院单,每张纸条的左上角都标注着病人的血型。这是医院为缓解用血紧张所想的办法——根据血型来选择病人入院。“这两天O型血不紧张了,血库又说不要收B型血的病人。”刘强有点无奈,但还是挨个打电话通知病人暂时不要来住院。“来住院也是干等着,还不如在家里待着。”
  血库人员也有自己的委屈:现在献血的人少了,分配到医院的血也少了很多!
  也会遇到不好打交道的患者。“不少患者家属冲着我们嚷嚷,非要马上做手术,谈不拢就要去找我们主任,可找主任也没有血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头都大了两轮。”
  用血告急的状况,如同瘟疫一样,迅速席卷了全国各地。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多地血库库存量已在警戒线之下,有患者一个月内手术被推迟了6次。医生们对这种春节后的紧张情形,已经习以为常。
  在北医三院肝脏外科,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肝脏切除手术因为缺血而停掉。“这种状况持续了很多年,没有血,手术只能拖着,或者就是家属去互助献血。”北医三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修典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在位于河北燕郊的燕达陆道培医院里,几乎所有的用血都是靠互助献血来实现。“每天医院公共的血小板最多只有10个,却有三百多个病人在排队。”燕达医院陆道培血液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张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饮鸩止渴的互助献血
  李婷(化名)讨厌红色,她想要把红色从世界中剔除。不穿红色的衣服,不染红色的指甲,甚至放弃了最爱的红褐色的可乐。然而,她的生存又需要靠红色维系着。
  李婷今年19岁,是一个重型再障性贫血的患者。这是一种因骨髓造血功能衰竭,导致血细胞减少的疾病。李婷血红蛋白水平不到正常人的一半,每10天左右,她就需要输一次红细胞。
  每输一次血,李婷就会在纸上画一笔,如今,她已经写了两个“正”字。每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红色的液体从塑料管里缓缓流进身体的时候,她就能想到父亲李峰(化名)焦灼的眼神和嘴上的一串火泡。她知道所有的血都是父亲以高价从外面买来的。
  李婷每次需要输血的时候,李峰都会走到病房门口,小声地打电话,有时候,可能要打不止一个。这个电话所关联的就是所谓的“互助献血”,电话的另一头,则是血贩子。无偿献血无法解决的血荒,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互助献血名义下黑市的猖獗。
  互助献血,顾名思义就是受血者可以通过互助的方式及时得到用血。1998年颁布的《献血法》用短短54个字赋予了其合法身份:“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不难看出,从一开始,互助献血就被列为无偿献血的一种补充方式,是一种应急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助献血的概念开始变味,不再是保障急救用血,而是“大小手术用血都去互助”。许多地区甚至制定了临床人员开展互助献血工作的业绩考核与评机制,医疗单位被要求“互助献血量不得低于本单位当月用血量的20%”。
  “变了味”的互助献血再次唤起了人们在这一政策制定之初就存在的忧虑:如何界定互助献血者的身份,这是否会给不法分子带来一个可钻的空子,从而导致“黑市”的存在。
  在很多医生的印象中,这种让人忧虑的方式真正使用是在2009年临床用血出现紧张之后。在随后的7年里,事实证明当初人们的担心是对的。
  “在我们医院,80%以上的互助献血都是血贩子在操作。”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骨髓移植病房,几乎所有的病患家属都跟血贩子打过交道。“孩子要输血,医生说血库缺血,开了单子让我们去互助。”2015年下半年,李峰带着女儿到这里接受治疗。当时,初来乍到的他还不明白互助献血的涵义。
  如今,他已经能够相当老练地跟血贩子打交道。“只要一个电话,血贩子就会来取互助单。告诉他孩子的姓名、楼层和病床,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李峰还会热情地向新来的病友推荐靠谱的血贩子。
  在李峰的手机里,存着六七个血贩子的电话,都只是几个简单的姓,虽然打了小半年交道,双方仍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和李峰女儿一个病房的一位家长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把名片给《中国新闻周刊》,上面大多印着“北京市互助献血中心”“爱心天使祝您早日康复”之类的字样;或者直接就是“互助献血”,下面附上一个联系号码;还有的甚至写着“敬请保留,以备后用”。
  “我们病房里的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地区,在北京也没有亲戚朋友,到哪里去找人互助?只能去找血贩子。”李峰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笔账,“如果从家里叫人来献血,算上路费、吃喝用住,其实也不少花。”李峰也曾让亲属来献血,但是每次献血成功的几率都很低,“坐车很辛苦,来了可能水土不服。”
  在这家医院,血贩子的出入相当有规律:一般早上10点钟以前会聚在门诊二楼开具亲属证明;11点钟左右则会到9楼的移植仓发名片,移植仓里的病人都是用血大户,11点是病人家属结群送饭的时刻;下午出现的时候则比较少。
  也有买了数十次血却没有跟血贩子谋过面的人。在河北燕郊陆道培医院,王振明(化名)已经从血贩子那里买了三四十次血小板,却一直不清楚跟自己打交道的是谁。“我们通过微信联系,血来了就微信付款,也不用开互助单,他们手里有很多空白的单子。”
  对于血贩子,王振明甚至有些感激。在来医院之前,他的父亲在山西老家住院。年前血库缺血严重,王振明的父亲一直输不上血,血小板掉到了正常人的十分之一。“我甚至托关系找了地方的领导,都没有调来血。”
  住在同一医院的张永许则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了厚厚一沓费用单。从2015年12月16日至2016年2月25日的71天内,他的儿子共用了37个单位的血小板、14个单位的红细胞。“一个单位的血小板是500元、红细胞1200元,30万的血费,大部分给了血贩子。”
  春节期间,血贩子还涨了价,血小板一个单位要1000元,红细胞一个单位则涨到2500元。“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接受。” 一位家长用手拍打着胸口,语气中满是酸楚。
  “互助献血对无偿献血来说是饮鸩止渴。”互助献血刚开始,北京医院输血科主任、北京市输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宫济武就下了这样一个论断,“互助献血虽然表面上解决了血液紧张的问题,但是对于推进无偿献血事业来说是一剂毒药。”
  武汉市在2011年8月给推行了两年的互助献血亮了黄灯,规定任何人要用血,只能等待血液中心和医院的调配。其中一个原因即是,他们发现,亲友互助献血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买卖献血证牟利的情况,有悖无偿献血的宗旨。
  某血站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医生甚至为了减小手术压力让患者去互助。“比如说肝脏手术,医院血库只配给800ml血,医生会让患者再去找400ml血,称‘不然手术做不了’。”
  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以下简称“血液中心”)曾对2009年到2012年的互助献血人群进行统计,他们惊讶地发现,互助献血人群的HIV感染率比同期无偿献血人群高一倍。“来互助的群体不稳定,且大多是无业游民。”因此,2014年以后,国家卫计委开始在全国血站推广核酸检测技术,以控制病毒的传播。
  2015年,卫计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加强互助献血管理,原则上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启动互助献血,不断降低互助献血率。此时,北京的互助献血比例刚由3.6%上升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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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8日,江苏省淮安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在对采集的血液进行去白(血浆灭活)处理。图/IC


  暴利的贩血生意
  王明(化名)是第一个抵达牡丹园一家超市的顾客。超市刚一开门,他就迅速走到了超市地下一层的快餐区。最近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耗在这里。
  王明是一个血贩子,也有人叫他“血头”或者“板哥”,这与他的业务有关系:贩卖血和血小板。王明出生于1992年,身高不足一米七,两只眼睛被脂肪包裹着;他身着深色的牛仔裤,和红灰相间的羽绒服,看起来敦实又不乏机警。
  王明来这里的目的是等待所谓的“献血者”,并将他们转手给别的血贩子,以赚取差价。“两会期间,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口查得严。”王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明落脚的超市距离血液中心只有五百多米的距离,“行动起来方便又安全”。
  大概过了半小时,一位穿着蓝色羽绒服的秃头男子将七八个“献血者”带到就餐区,零零散散占满了两张桌椅。其中一个人还提着一袋馒头,一看就是个“老手”:献血前不能吃油腻的食物,否则指标不合格,可能白来一趟,但什么时候能献上血往往没有准点,带点食物以防万一。
  秃头男子叫李平(化名),今年35岁,跟王明是老相识,两人曾经一起到全国各地放高利贷。“做这行,就需要有点人脉。”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河南郑州,他曾经发展三百多人一起做高利贷。
  QQ也是发展“献血者”的一个重要渠道。刚入行的血贩子会加入不同的QQ群,发布征集献血的信息,内容大致如下:招互助献血人员数名,单子在手,来了就可以献,献完就结钱,靠谱,400cc,换600大洋,不磨叽,联系电话……,也有讲究点的血贩子会标注“穿戴整齐、干净”。
  “群里多是外来务工者,或者是不务正业的人。”谈论这些人时,李平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我和他们可不一样,我也就是偶尔赚点外快。”李平紧忙补充了一句,掏出火机,点燃了一根烟。为了拉活,他加入了至少有三百个献血群。
  王明开始不停地打电话。内容主要是:单子什么时候来?他口中的单子是医院开具的互助献血申请单,这是“献血者”的身份证明,证明其为患者的家属或者战友、同事等。
  一般来说,一张申请单需要有医院输血科以及医务处、患者以及患者家属、献血者三方的签字方能生效,以此证明患者和献血者的关系。王明要等的就是这张单子。他早已经将“献血者”的信息发给在医院等候开具证明的血贩子,只要单子一到,“就不用待在这拥挤和充满发酵味道的地方了”。
  合作是血贩子必要的工作方式。血贩子很少单独行动,他们有着明确的分工:负责招“献血者”的,在医院发小广告的,专门开互助献血单的,还有联系用血病人或者家属“接单子”谈价的。当然,也少不了几个放哨的,盯着医院保卫科的人和警察,防止被抓,同时关注“献血者”的动向。
  这些人,根据不同的分工和层级,从获利中抽取报酬。一个血贩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底层招人者一般也能每人次获利100元钱。“混得还可以的一年起码能赚四五十万,刨去吃穿用住玩,起码能剩20万。”
  他继续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200cc血起码能向家属开到1000元,很多家属都要上千毫升。以2000cc为例,向患者开价1万元,如果找5个‘献血’者,刨去每个人500块钱的报酬,剩下的7500元就是利润。”
  很多血贩子都是从献血者发展而来的。血贩子决定是否将一个人发展为下线,主要看其能力。“我需要什么血型的人,他能够马上找到,就是有能力,就能够当作发展对象;反之,你跟他要两回人都没有,就不要搭理他了。”上述血贩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眼看过了11点,互助单还没有来。来献血的人不免有点着急。“馒头哥”已经坐不住了,开始边啃馒头边同旁边的人聊天。
  “馒头哥”是福建人,刚满27岁,从一个专科院校毕业后,辗转来到通州马驹桥打零工。“兼职当保安,一天也能赚200块钱,马驹桥房租便宜,二百多就能住不错的房子,有窗还干净。”
  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来献血。“以前在学校无偿献血啥都不给,来这里却能赚几百块钱,都是正规地方,为什么不呢?”趁人不注意,他将一只脚藏到凳子底下,试图掩饰他那双已经脏得发灰的板鞋。
  “馒头哥”已经计划好了下次献血的时间,“到时候能赚这个数。”他伸出了俩手指,其他人瞬间心领意会了,这代表2000元。
  “互助单开下来了。”王明的话让等得不耐烦的献血者瞬间精神振奋起来。他指着“馒头哥”和他旁边的一个人说,“你俩先到西直门的北大人民医院找这个人拿互助单。”王明拿着“馒头哥”的手机,输入了一个号码。
  “馒头哥”盯着王明,没有动。王明瞬间明白了,“馒头哥”转氨酶水平偏高,这是血液检测的必要项目,王明递给了他一粒药,据说可以降低转氨酶的水平。
  献血者里戴着口罩的男生突然咳了起来,他看起来苍白无力,一直安静地坐在那里不说话。王明好像觉得有点不妥似的,冲着那人喊了句:“你到日子了吗?”
  《献血法》规定,两次献血间隔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但是总是有人没等到间隔时间结束就报名。这让血贩子烦心,因为拿到每个互助单要给负责开单的血贩子200块钱,检查通不过意味着浪费互助单不说,还增加了暴露的风险——普通人是不会半年内多次去献血的。
  他们也有一些解决的途径。尽管北京市的供血机构已经实现了全市献血者的信息共享,但是跨地区的联网并没有实现。“很多时间不到的人或者在北京查出有疾病记录信息的人,就安排去廊坊、燕郊,甚至天津。”
  血液营造的江湖,远没有那么简单,有些时候为了献血甚至会流血,血贩子之间经常为抢地盘发生械斗。王明的领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积水潭医院,这是“用命拼出来”的规矩,他不能去别的医院拉活,别人也不能侵占他的领地。如果超越了范围,“那只能打一架了”。甚至,有些血贩子更集中的医院,则将领地细分到科室。
  不少血贩子被别的血贩子威胁过。“他们把刀架在我老公的脖子上,让我们不要再干了,如果继续做下去,就每年上缴5万块钱。”一个血贩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在面对外界时,他们又是团结一致的。在燕郊血站,经常有血贩子联合起来去阻止病患家属之间的互助献血。一位家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次家属之间组织互助,都被血贩子拦在血站门外,最后只好报了警。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规定了组织卖血三人次以上的、非法获利二千元以上的、被组织卖血的人的血液含有艾滋病病毒、乙型肝炎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等5种应予立案追诉的情形。
  “追诉标准已经设置得很低,但是依然难以给血贩子定罪,这也是其猖獗的原因。”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处检察官王兆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血贩子的行为涉嫌刑法中的非法组织卖血罪,但在她经手的案子中,血贩子被追究刑事责任大多是因为彼此间恶性竞争导致的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聚众斗殴等。
  “很难以非法组织卖血罪定其罪名。”王兆华说,“除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外,还要找到买血的人来作证,但他们又不愿意得罪血贩子。顶多对他们进行治安拘留,血贩子本身就是无业人员,出来之后还会回到老本行。”
  王明也曾被抓过,出来后,他继续在血液中心附近活动,只不过变得小心了些。“不干这个,谁给我钱?”
  眼看已经过了下午1点,还有三个献血者守在餐桌前。王明低头玩着手机,一点也不着急。这是他们的策略:一次最多只能进两个人,第一批回来,第二批才能过去,不然容易被怀疑。


  谁的责任
  猖獗的血贩子,让血液中心副主任王鸿捷烦恼至极,“每天一上班,就看到他们在血站门口晃悠,来得比我们早,走得比我们晚,真‘敬业’。”
  王鸿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打击血贩子,血液中心和公安机关联合起来,仅2014年就逮捕了一百四十多人。“春节以后,血贩子又活跃起来,都是缺血闹的。”
  王鸿捷不喜欢“血荒”这个词。他理解的“荒”是“绝对没有”,他更愿意用“季节性血液紧张”来形容此时的处境。
  王鸿捷跟血液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每年春节前后,是血液中心最难熬的日子。“最惨的时候,北京市血液库存量只有3800个单位(每个单位200cc),只够支撑全北京市医院3天的用量。”王鸿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时候,对于当日需要供血的医院,只能“保持库存,采多少,送多少”。
  位于北京海淀区北三环中路的血液中心,是北京最大的供血机构,担负着北京城六区一百五十多家医院的供血任务。
  “血液紧张与献血人群的构成有很大的关系。”王鸿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京80%以上的采血量来自流动人群,特别是外来务工群体,只有不到7%是团体献血,包括学生和一些其他社会机构。
  2014年末,北京市外来人口818.7万,接近常住人口的一半。春节期间,这个群体大量离京,有数据显示,离京者不低于500万。
  春节过后,血液中心立即将用血预警通知下发到各个医院:血液库存量已经低于4天的最低警戒线,所有的择期手术请马上停止。这依然没有改变血液紧张的状况。
  在这些日子里,王鸿捷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血库的库存量。对于这种紧缺状态,他无奈,但也习以为常。“我们去发动一些学校、事业单位等机构进行团体献血,但是大都不愿意,过年期间,也可以理解。”
  在王鸿捷的记忆中,全国开始出现季节性血液紧张是在2010年左右。“总有医院、病人的打电话过来,朝血液中心要血。”
  2012年,时任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郭燕红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印证了王鸿捷的记忆:2010年底以来,一些地市出现血液供应紧张情况,个别地方呈现常态化趋势。
  郭燕红将原因归结为医疗改革背景下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2011年全国诊疗患者达62.7亿人次,入院人数为1.5亿人,分别比2010年增长了4.3亿人次和1124万人。
  王鸿捷认可这种观点。在他的印象里,这段时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增长了近两万个。而2011年全国的采血量相比2010年,增长速度仅为5.18%。很多地区甚至出现献血人次、采血量不增反跌的现象。“医院建设速度过快,远没有考虑与供血的需求匹配。”王鸿捷说。
  从那时开始,中国血液紧张的状况就一直难以缓解。用血紧张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国外也存在季节性缺血的问题。“但为什么只有中国压力这么大?”
  一位血站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关键还是公民的无偿献血的觉悟不够。卫计委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无偿献血率为9.5‰,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献血率达到10‰~30‰才能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求。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经达到45.4‰。
  2015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献血率达到每千人口10人次;到2020年,献血率达到每千人口15人次。
  尽管2015年的官方数据还未公布,王鸿捷已经有所预料:2015年献血人次比2014年仅增长了21万人次,10‰的目标不可能达到。
  “很多人依然觉得缺血是采供血机构的责任,甚至会有人直接说‘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王鸿捷觉得很无奈,“人们的献血意识不足。现在的情况是生病的人着急,医疗机构也着急,其他的人反而是旁观者。”
  在王鸿捷看来,尽管我国的《献血法》明确界定了,无偿献血是由政府主导,各部门协调,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项工作,但现行的政策体系还没能实现充分引导无偿献血工作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
  “必须要设置一定的条件,只有参加了无偿献血的人才可以免费用血,反之则需要出高价。”一位血站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但接着,他停顿了一下,“这很难,对于血液是否应该无偿,一直争论很大。”
  供血机构要应对的质疑显然不止于此。2015年7月份,深圳血站被爆出人均工资福利超过35万元,虽然事后被辟谣,但再次挑起了公众对血液机构的质疑。此间,深圳多家医院出现血荒,手术暂停。
  王鸿捷已经记不清多少次被这样质疑了,但他依然会关注这方面的新闻。“事实上,我们一线护士每月的工资仅三千多元。”王鸿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待遇低的直接结果是血液中心每年的人员流动率达到10%,“不停地招聘,不停地培训,不停地流失,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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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中心工作人员为前来献血的市民做检测。图/IC


  按米下锅
  春节一上班,北京医院输血科主任、北京市输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宫济武就让工作人员将用血预警发到医院的全部科室:O型血Ⅱ级预警,A型和B型血Ⅲ预警。
  和天气预警一样,血液也有一套特有的血源库存预警系统,它是一个储血机构血液库存量的直接反映。这个鲜为人知的系统,直接关系着患者的生命,视各个医院的情况而设定指标。
  “在北京医院的血液库存预警方案中,Ⅲ级预警表示预期用血在两个单位以上的择期手术全部停止;Ⅱ级预警代表择期手术中要用到某类型血的病人不能再收,相当于雾霾红色预警。”宫济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样的措施,使得北京医院平静地度过了血荒期,互助用血只有十多例。“我们每周从血液中心领取的血并不比别的医院多。”宫济武说。
  在北京医院输血科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知道,血库里有30个单位的血量,除了宫济武外,科室其他人谁都没有权限动用。这是为了保证急救等用血,“如果遇到孕妇产后大出血,这30个单位可能一下就没了。”输血科的一个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保证合理用血,宫济武在科室里专门设置了输血医师职位,负责与临床医生沟通会诊。病人用血该不该输,怎么输,输多少,都需要经过输血医师的同意。每周,他还要将各个病房用血的情况发布出来,包括每个病房的手术量,哪些手术没有按照输血科的指令救人,哪些用血不符合规定。
  “在输血科里,血就是米,必须要按米下锅,多少米做多少饭,所有临床用血手术都要跟着血走。”作为北京市输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对于医院的用血合理性,他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
  一直以来,宫济武希望能够将北京医院精细化管理的做法推广到北京市各大医院,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部分医院有了库存就去用,而没想到节约,没有血,就只能去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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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7日,上海市闵行区,已有过3次无偿献血经历的“90后”女孩李金燕到停靠在莘庄地铁站南口的献血车上再次献血400毫升。

图/IC


  在北京四十多家三甲医院里,能做到精细管理的只有10家左右。一个血站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道,“尽管他们给医院下发了用血警告,告知医院停止择期手术,但是仍有医生不注意,有时候病人都上手术台了,才打电话说没有血,只好给。”
  在北京,甚至仍有五六家三甲医院甚至没有输血科。“输血科在医院的地位比较尴尬,是不赚钱的科室,几乎不能给医院增收,不像检验、放射、药品等科室发展得快。”宫济武说。
  在宫济武看来,要想缓解血荒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要提升各医院的精细化用血水平,完善血液库存预警系统,使得供血机构和医院可以互相透明化,掌握血液流动状况以及各手术用血状况;另一方面则是加大无偿献血的宣传,从体制上强调无偿献血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政府给予无偿献血的宣传经费并不少,但是起到的作用却十分有限。”宫济武说,要更多地考虑中远期的宣传,而不只是眼前的街头招募等,要将献血的意识普及到学校。
  宫济武颇为推崇日本的用血机制。1997年,他去日本时发现凡是30岁以上的年轻人献血证上都有自己捐献的六七十单位的血量。“这种方式有点像存钱,平常的时候为自己积累,用血的时候则从献血证上消减,也可以借给亲戚朋友。”
  在宫济武看来,这是一种“自己救自己的机制”。“无偿用血不应该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纳入医疗保障,政府可以考虑把医保中血费报销的费用投入到采供血机构的建设以及耗材支出上,让参与无偿献血者,真正无偿用血。因身体原因无法参与献血的则设立第三方的保险机制补偿,实现无偿献血的良性循环。”
  就在前两天,王鸿捷还接到了一个来自血贩子的电话:少管闲事,这跟你们没关系。“这怎么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呢?”王鸿捷看了一眼血库的库存量:6366个单位。长达一个多月的血荒终于要过去了。
  而就在3月8日晚上22:45分,张永许的儿子走了。张永许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小紫阳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五岁三个月零八天……陪伴张永许的,只剩下一沓又一沓的输血单。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48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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