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jpg

贾樟柯。摄影|张沫


贾樟柯:电影,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温天一


  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


  即便获邀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即便获得了金马奖的“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原创剧本奖,对于贾樟柯来说,这一切似乎也抵不过《山河故人》登陆大陆的大银幕更能让他欣慰。

  相比于同档期热闹的商业大片,《山河故人》的排片显得有些“寒酸”,这部专注于情感与时光的影片最终收获了3100万的票房成绩,对拍摄了十几部剧情长片,但却只有三部获得中国大陆上映机会的贾樟柯来说,这部电影的意义远不止于票房的数字。


  “故人应该早点儿相逢”

  与上一部电影《天注定》中四处弥散的暴烈气息不同,隐匿在《山河故人》背后的贾樟柯明显含蓄内敛了许多,他又一次在电影中回到了很多年前他出发的地方——山西汾阳县城。

  三个小城青年,三段跨越大江大海的时光,思乡的愁苦与命运的沉浮,生命个体被大时代的潮汐所裹挟的命运,既是对现实变迁的无奈叙述,同时,也带出了最为平淡朴素、只属于中国人本身的情感表达。

  那些“非权力的拥有者”,他们中有的野心勃勃,企图抓住时代的脉搏,却最终被欲望与野心所害,自我囚禁在一座面朝大海的“监狱”中。有的懵懂而不自知,用自我牺牲和终身孤独来为下一代换取看似“正确”的选择。还有的在车轮滚滚向前中沦为炮灰,在尘埃中自生自灭。而他们的下一代,一个几乎已经不会使用中文表达自己思想的少年,在未来世界的天涯海角中,企图进行一场对于故乡的追溯。

  告别了《天注定》里对于暴力的残忍表达,《山河故人》中仿佛充满了脉脉的温情,“这是一部专注于情感的影片。”贾樟柯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

  “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情感历练,如果没有这样一段历练,很多事情我们即便身处其中,也很难产生深刻的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生活中的很多层面都向我展开了,而在此之前,它们是隐藏着的。”贾樟柯说。

  在筹拍《山河故人》的时候,贾樟柯无数次联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一对沉默但却彼此深爱的人。但在父亲去世后,即便每天可以与儿子相处,母亲也变得越来越孤独,“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孤苦,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达到的彼岸。”还处在盛年的贾樟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情感这个东西,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小心地去维护的,但实际上我们也被裹挟。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一个同样惊心动魄的东西。《天注定》是针锋相对,而《山河故人》是绵里藏针,里面都有一个针。”贾樟柯这样形容影片中的情感表达。

  曾经在一次媒体活动上,贾樟柯谈到《山河故人》片名的由来:正月里回乡走亲戚,雪后的晴天,阳光很好,他看到一家人在山间慢慢走过。当时,忽觉得眼前的画面极美,一种充满了古意,并能够勾连起时间与空间的感觉充盈心间,于是,“山河故人”四个字便在脑海里慢慢浮现。

  那仿佛是一种无法言说、并带有浓浓怀乡依旧气息的美感,贾樟柯始终难以忘怀那个画面所带给自己的情感冲击,并最终将这个意念扩充成了一部关于时间、命运与情感的电影。

  在《山河故人》上映期间,恰逢“习马会”进行,那个具备丰富含义的“世纪一握”在网络上也掀起了讨论热潮。

  贾樟柯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新闻图片,并且恰到好处地配上了“山河故人”的字样。仿佛是一个隐喻,而在无形中,电影所能够表达的内涵,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放大。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足够了解对方,但实际上,远远不够。我们最好都豁达一点,别较劲,故人就应该早点儿相逢。”贾樟柯这样说道。


  “要培养观众,而不是资源隔绝”

  “我对《山河故人》上映后取得的成绩挺满意的。”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从1995年的《小山回家》,到2015年的《山河故人》,作为职业电影导演的贾樟柯在这二十年的时光内,一共拍摄了十三部剧情长片以及纪录电影。他被媒体和大众贴上了“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醒目标签,并且常年出入世界各大顶级电影节,有时候作为参展导演,有时候,则作为评审委员。

  但与贾樟柯在艺术电影领域所收获的强大名气所不相符的是,他的电影,甚少获得在国内电影院线上映的机会。在《山河故人》之前,贾樟柯只有寥寥两部片子曾获得放映许可,如昙花一现般夹杂在大量商业电影中,无声无息地上映和下线。

  2006年,成功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三峡好人》国内票房只收获了数百万元人民币,而时隔几年之后,《海上传奇》只有区区六十几万的入账,对于艺术片导演贾樟柯来说,票房似乎永远都是一个略显尴尬的话题。

  但《山河故人》仿佛有所突破。按照最终的统计,这部电影整体的票房收益超过了3100万。

  “这个数字完全超乎了我的预期。”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按照贾樟柯团队之前的预估,对这部电影票房的保守判定是800万,而理想中的数字是1500万。虽然面对当下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这样的数字并不显得有多丰厚,但对于常年处于边缘地带的国产艺术片来说,这并不能说是一笔微小的数目。

  “我们并没有凭空来想象,而是针对最近几年同类型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的票房走向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后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贾樟柯解释说。

  在某种程度上,贾樟柯把这次“突破性”的票房成绩,归功于宣传与“路演”。

  在近一个月的宣传期内,贾樟柯带领《山河故人》团队,“走了二十个城市,见了五万多观众。”

  “这简直是个体力活儿。”他笑道。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些宣传工作,但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我需要让观众了解这部电影,更加重要的是,我要让院线从业者了解这部电影。‘路演’让他们看到了观众的反馈,有了反馈,才会给电影安排一个相对正常合理的排片时间。”贾樟柯说。

  曾有一份针对近几年关于中国电影观众的权威数据调查,其中显示,目前中国电影购票观众的平均年龄从前几年的25.7岁已经变成了更为低龄化的21.4岁,而对于《山河故人》来说,它的题材与讲述故事的方式,看上去似乎并不符合当下年轻观众的审美。

  “但其实年轻人对于这部电影的反馈让我觉得相当兴奋,他们的理解完全没问题,而且最让我觉得高兴的是,他们不再纠结于商业或者艺术,他们只管好看不好看。”通过漫长的“路演”和与观众面对面的交流,贾樟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山河故人》的票房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成绩,但贾樟柯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也有着不小的困惑。

  面对影片发行问题,最令他不解的是,这部电影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影院所获得的排片量极为稀少。

  作为一位在县城中成长起来、并最终走出县城的文艺片导演,贾樟柯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上“吐槽”:“小城市影院的院线不给排片。理由是那里的观众不会看这样的电影。我就是在县城里长大的,那时候我既看《峨眉飞盗》也看《老井》。或者院线是对的,但情感上不愿意相信。”并且,在那条微博的结尾,贾樟柯用了一个疑问句:“我们能做些什么?”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贾樟柯回忆起多年前,《小武》在瑞士发行时的情形。

  彼时,这部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县城青年生活的影片刚刚获得了第四十八届柏林电影节的“沃尔福冈·施多德奖”,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有了一定的声誉。对于这部电影能够在瑞士获得一定的排片量,贾樟柯曾觉得非常纳闷,因为“这绝不是一部有特别多瑞士观众热衷观看的影片”。但当时的瑞士院线方给予贾樟柯的解释却是,“这样的片子肯定是小众的,但正因为小众,我们才要特别顾及到这部分观众。”

  “今天的小众,可能就是明天的大众。”时至今日,贾樟柯依旧念念不忘那次《小武》在瑞士排片时所带给自己的心灵冲击。

  “也许正是因为市场的反响不够强烈,我们才应该持续地去培养观众,小城市的观众不够多,所以我们才要去改变,而不是进行资源隔绝。市场是要赚钱,但我们不能什么思维模式都围绕赚钱,你知道,这种情况让我觉得像是过去计划经济的时候,有些物资输送不到最终端,感觉挺遗憾的。”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讨厌夸大这个行业的难度”

  日常生活中的贾樟柯看起来很低调,他几乎从不穿着鲜亮颜色的衣服,讲话时,语气平淡,态度温和。

  但在工作中,他常常显示出超乎常人的执拗。

  在片场中,贾樟柯面对演员,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条很好,接下来让我们再来一条更好的。”而在一条一条拍摄之后,他依然不紧不慢地提出要求:继续,再来一条更更更好的。

  而作为妻子和合作伙伴,在赵涛看来,贾樟柯是一个“特别不会神化并且诗意拍电影这件事情的人”。“我们经常提起黑泽明有一本书叫《等云到》,为了拍一朵云,黑泽明导演会花费长时间等待。但实际上对于电影导演来说,等云,真的是一件太简单的事情。”赵涛说。

  在拍摄《海上传奇》时,贾樟柯曾经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在上海的繁华地带等待一辆“对”的车和一个“对”的人从女主角身边经过;而在《三峡好人》时,他严厉而苛刻的要求,甚至逼得赵涛绝望中差点跳江。

  贾樟柯不喜欢讲述这些故事,在他看来,这是这个职业稀松平常的事情,不值得为它细细描画。

  而在一切与工作相关的采访中,贾樟柯最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就是被要求讲述拍电影时所遇到的困难。

  “他们总是让我讲故事,好像拍电影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儿,而我好像永远处于痛苦中。”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个敏感多思的小镇青年,凭借执拗的热情与洞察世事的能力,最终取得了认可与成功。这是大部分人眼中贾樟柯的生命轨迹,而他对于艺术水准与现实题材的坚持,以及大量作品长期处于“地下”的处境,也让贾樟柯的名字或多或少沾染上了一点悲情的色彩。

  他不喜欢自怜,也并不接受外界或出于善意或出于嘲讽的怜悯。

  “我非常讨厌无意义地去夸大这个行业的难度。任何行业都有困难,但你既然选择坚持下去,就说明这个事儿还是有乐趣的。

  “我讲不出我拍电影有多难,我觉得我拍得挺高兴的,困难任何行业都有,我自己面对就行了,没必要告诉别人。”

  贾樟柯曾经说过一句话:“拍电影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他把这句话印在了自己第一本关于电影创作的书籍《贾想1996—2008》中,兜兜转转,几年过去,贾樟柯对于电影的认知并没有丝毫改变。

  “电影,依然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并且永远都是。”贾樟柯说。


  贾樟柯

  中国著名导演。

  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代表作《小武》《站台》等。2015年,在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被授予终身成就奖(金马车奖),成为获此殊荣的首位华人导演。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38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更多内容
杂志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