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头术医生任晓平:我准备好成为第一个牺牲者

(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子倩(发自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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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节前最后一个周四,是任晓平出门诊的日子。上午不到八点,特需门诊外等待加号的患者已经排起了长队。不少外地患者都是冲着任晓平的名气而来,他们大都在媒体上看到了关于这个“疯狂”医生铺天盖地的报道。在患者眼中,这个大夫连人头都敢换,自己这点儿“小病小灾”也就更不在话下了。

  2015年9月,一则《中国医生要参与世界首例“换头术”》的消息让任晓平突然进入公众视野,而英国《每日邮报》、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进展的披露似乎加深了“换头”的可信度。紧接着“2017年哈医大附二院将实施全球首例换头手术”的说法不胫而走,似乎这个百年待解的医学难题即将实现。

  任晓平的身份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副主任、手显微外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一提“换头”,他已经有些头疼了。他赶忙辟谣,两年后首例换头手术的消息不实,何时手术也没有具体时间表。即便如此,任晓平和他的研究领域却成为网络的热门话题,“中国医生居然研究这么前沿的学科”,加之与任晓平寻求合作的国外医学专家在媒体上的力荐,这个之前几乎默默无闻的手显微外科医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不喜欢被关注,既然现在大家都关心,我也坦诚面对。”任晓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找上门的合作

  上午八点,任晓平开始接诊。患者多是四肢骨科疾病或者周围神经、肌腱损伤,需要进行肢体再植、关节置换或者是损伤修复、重建。

  有的病人趁任晓平写病历的工夫也会搭上两句:“任大夫,我在报纸和电视上都看着你了,就是那个换头的事儿。”任晓平只是点头笑笑。一般情况下,他每次坐诊平均要看四十多个病人,再算上加号的,能有七十多个。只要有病人要求加号,他基本都会同意。“我行医30多年,没跟患者吵过嘴,打过架,”任晓平笑着夸起了自己,“因为我天性随和,在我这里没有医患矛盾。”

  到了九点,任晓平已看了3个病人。第4号是一个叫王智的80后女孩。她告诉任晓平,她是为父亲做换头手术前来咨询的。她将父亲的所有病历掏了出来,因为颈脊椎损伤,父亲肩部以下完全瘫痪,还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我们想给他做换头的手术。”王智说。

  “任教授看上去很平静,但心里估计很吃惊。”王智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此时,因换头术已采访数日的东方卫视正在跟拍任晓平日常接诊,没想到居然真有想换头的送上门,“这么巧?不会是托儿吧。”摄像师心里也打起了鼓。

  王智是半年前开始关注任晓平的。

  2015年4月,一名身患霍夫曼肌肉萎缩症的俄罗斯男子瓦雷里·多诺夫向媒体透露,他已决定让意大利医生塞尔吉奥·卡纳维罗为其实施世界首例人体换头术,把自己健康的头接在一个全新的身体上。他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换头术的志愿者。

  2015年初,卡纳维罗就在《国际外科神经学》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脑移植技术文章,称目前相关技术可以实现“换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2014年起,卡纳维罗即开始寻找全球的合作者,通过论文检索,他发现任晓平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提出合作意愿。之后,国内媒体关注“换头术”时,大多会采访这位卡纳维罗的中国合作者。

  任晓平有过在世界著名的手显微外科机构的工作经历,曾参与世界首例异体手移植手术,在复合组织移植方面经验丰富。所谓复合组织,是由几种形态、功能都不相同的简单组织组合在一起。以手移植为例,和脏器等简单的组织移植相比,它要涉及皮肤、骨骼、肌腱、血管等多种组织,移植手术更为复杂。

  2013年,任晓平团队在哈医大进行了世界首次脑部移植的老鼠实验,之后计划将实验对象转为灵长类动物。这也是卡纳维罗选择与任晓平联手的原因,“他看中是我们的科研能力,借助国内的基础研究平台。”任晓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5年6月12日,卡纳维罗与任晓平均受邀参加了在美国马里兰举行的美国神经和骨科医师学会年会。任晓平作了《异体头身重建临床前动物模型设计及实验研究》的演讲,从异体重建的概念、可行性、临床意义、面临挑战以及解决的办法等方面作了学术分享。

  任晓平不赞同,甚至有些反感“换头术”的叫法。他在此之前发表了一篇名为《异体头身重建的概念、挑战和机遇》的文章,首次提出了“异体头身重建”概念,即把患者的头部重建在另一个身体上。

  会议开始前一周,《华尔街日报》用了一整版介绍任晓平团队的实验进展,加之会议上媒体的报道,这个“换头”项目很快引起关注和讨论。

  转折点是8月的一次会议。2015年8月23日,卡纳维罗应邀来华,参加由哈医大和中国工程院举办的“2015年中国生物医学进展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哈医大进行六天的学术访问。他作了关于头颅移植的主题报告,与任晓平就相关手术问题进行了数次交流。

  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卡纳维罗透露中国是手术的最佳地点,加之之前“两年内完成头颅移植手术”的说法,关于两年后将在哈医大进行换头手术的消息迅速热传。作为“主刀医生”的任晓平成为媒体热捧的对象,而炒作的质疑声四起。

  任晓平询问卡纳维罗:“你为什么这么做呢?”“这是我的处事哲学。”卡纳维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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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平(后右)在美国与意大利医生塞尔吉奥·卡纳维罗(后左)及第一个患者(前左)共同接受采访。
图|受访者提供


  “恭维我,其实是恭维中国”

  曾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任晓平对卡纳维罗的高调行事风格并不陌生。但当看到卡纳维罗详细的简历时,他眼前一亮,对方履历丰富,“他发表的学术文章是我的两倍,都是在有学术分量期刊上发表的。”任晓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可任晓平不得不先为这个制造“麻烦”的合作者“灭火”。像如今其他新闻一样,剧情很快出现反转,哈医大和任晓平均出面否认了卡纳维罗的说法。在任晓平看来,卡纳维罗说临床实验需要两年,又与自己的团队合作,媒体自然联想到2017年在哈医大实施手术。“作为一个合作者,我会积极合作,但这是媒体误读,现在的确没有时间表。”任晓平摊开双手说。

  但对于卡纳维罗抛来的橄榄枝,任晓平并不意外。“因为我的阅历,”口才极佳的任晓平像说绕口令一样介绍自己的优势,“在这个领域,很多医生是搞科研不做临床,或者是做临床不做科研,像我这样既搞科研又做临床的几乎很难找到了。”任晓平边说,边用脚尖有节奏地敲打着地板。

  任晓平习惯将自己与宏大的时代联系起来,“这个项目跟我合作,我代表的就是国家、民族。”高调的卡纳维罗曾评价任是这个领域实力最强的医生,“这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的科研,表面是恭维我,其实是在恭维中国。”任晓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任晓平有着骄傲的资本。他的办公室更像是荣誉展室,墙上挂着诸多证书、聘书与合影。其中数张照片和证书与世界著名手显微外科机构、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克拉纳特手显微外科中心有关。

  1996年,出国前的任晓平已是哈尔滨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实施了黑龙江第一例断肢再植手术,还荣获了哈尔滨百名科技新星称号,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那一年,他35岁,无论仕途还是科研,几乎都是一片坦途。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了出国继续深造的念头,申请去了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克拉纳特手显微外科中心,并展开对异体复合组织移植的研究工作。

  手作为复合组织的典型代表器官,当时是研究的重点。不像一些脏器移植手术,复合组织免疫原性极强,“如果解决不了排异反应,上皮组织首先会把它排斥掉,造成坏死。”任晓平说。

  当时,科研团队已经着手通过猪来构建模型。由于猪的免疫系统与人较为接近,这个模型若成功对实施人手移植将起到重要意义。然而,模型建立过程并不顺利,前肢移植后会打上石膏,但猪会四处活动,移植的前肢则再次折断。根据美国相关规定,为避免实验动物的痛苦,要将其处死,导致之后重要的排异反应实验无法进行。而任晓平的工作就是改进或重建实验模型。

  任晓平发现,之前移植是“切”的猪腿的肘关节。他研究之后应用复合组织皮瓣技术原理,只“切”小腿的一部分,保持肘关节和腕关节完好,使损伤降到最低。1999年,作为团队核心成员,任晓平参与完成了全球首例手移植手术,而团队制定的联合免疫治疗方案,一直被沿用至今。到今年,这位接受移植者的手已存活16年,也成为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例。


  海归

  在任晓平的办公室阳台上,放着一只猪耳朵模型的摆件,上面刻着“We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you”(没有你,我们无法完成)。这是该中心专门为任定制的纪念品。摆件旁边的相框里是八十多人团队的纪念名录。“这些网上都能查到。”在任晓平看来,一个中国医生在全世界顶尖的手显微机构获得肯定是莫大的荣耀。

  刚到美国时,他月薪只有2100美元,因为老婆孩子跟着也来到美国,收入就显得捉襟见肘。等从事临床研究之后,薪水涨到了4000美元,日子慢慢宽裕了些。“那时我的博士后同学来美国,月薪也只有1400美金。”任晓平感叹自己的幸运,遇到了优秀的团队和好的项目。

  在任晓平办公室里,有一台咖啡机。他保持着在美十多年喝咖啡的习惯。他从抽屉里找出两本美国护照,摊开在桌面上,其中一本已经过期。“很少有人知道,2004年我就成了美国公民,”他指了指崭新的护照,“我不喜欢藏着掖着,这并不影响我是中国人。”任晓平倚靠着转椅,用纯正的哈尔滨口音讲述他的家国情怀,“张明敏不都唱了,这是中国心嘛。”

  2012年,应哈医大校长杨宝峰之邀,任晓平以特聘教授、外国专家的身份引进回国工作。而哈医大是任晓平的母校,他曾是该校79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回国前,美国的朋友劝他三思,海归回国工作面临体制、思维方式、人际关系多重束缚,但他说做好了困难的准备。随后,他把妻子和两个女儿留在美国,只身一人回国。

  任晓平从事“换头”研究并非突发奇想。自上世纪末手移植成功之后,2011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一家附属医院进行了世界首例全脸移植手术,并取得了成功。“都一一攻克了,研究头部移植也就很自然了。”他再次把科研的意义延伸至国家荣誉的维度,“类似的首例手术不是美国就是欧洲的,为什么不能是中国呢?”

  科研似乎也带上了某种使命感,只不过与日后的西方合作者相比,任晓平和他的团队选择东方式的低调。

  要做头部移植,有三个技术性难题是无法绕过的。第一道门槛就是中枢神经再生。主流医学理论认为,中枢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组织,移植手术不可能不触及中枢神经,头“搬”到新的身体上,如何实现中枢神经重新连接并发挥作用要打上一个问号;其次是免疫排斥反应,头比手更为复杂,制定有效的免疫治疗方案是一大屏障;再者是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问题,大脑缺血时限为4分钟,否则会造成不可逆的功能性损伤甚至死亡。

  任晓平把团队的二十多个人就此分成了三个组,代表着三个攻关方向。博士生宋扬负责缺血灌注损伤的研究。每次做小鼠实验时,他要负责监测、控制供体的指标,保证供体在最好的生命体征状态下与受体的头部相接。

  即便是给老鼠“换头”,也并非是“一刀切”,而是需要一点点解剖,一般完成一个小鼠模型要5到7个小时,有时到了最后还没做完,小鼠就断了气。“所以有些时候很沮丧。”宋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都是在显微镜下操作,手术难度并不低。

  在宋扬眼中,自己的导师颇有学者范儿,思维缜密,逻辑性强,博闻强识,要求极为严格。每位成员必须作详细的实验记录,一周统计一次,在周会上,每个人要讲解一周的进展,提出问题,任晓平给出解决方案或思路。

  回国仅一年时间,任晓平即成功进行了全球首次脑部移植的老鼠实验。2014年12月,任在《CNS神经科学与治疗学》杂志发表了其研究成果,老鼠手术后存活最长的达到了一天。“实验‘牺牲’的小鼠有上千只了。”宋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解决方案

  在任晓平的实验室中,中间摆着数张用于做实验的手术台,以及专门为小鼠量身打造的“迷你”呼吸机。这位海归似乎不大讲政治,将国家领导人和省领导视察实验室的大幅照片挂在靠里的位置上,而将《华尔街日报》关于他的整版报道印在一米见方的背景板上,贴在了醒目的地方。

  “这期报纸,头版三条涉及中国的新闻,头条是‘东方之星’沉船,其次是SAT考试作弊,只有我这条是正面报道。”任晓平用手指着背景板,“一定要正向宣传,这个是我们国家一个机遇,医学领域挑战很多,找到一个好的点不容易。”

  事实上,任晓平和团队也在尝试和改进不同的解决方案。上世纪的猴头移植实验,手术之后动物需要戴上呼吸机才能短暂存活,而任晓平对实验进行了改进,供体头部解剖处从颈部移至中脑,这样供体仍会保留脑干,生命存活的基本中枢的存在就保证供体不需要戴呼吸机。

  对于缺血再灌注损伤,任晓平也提出自己的解决路径。受体与供体的解剖由两个团队一起做,控制好时间,将受体的头部在“搬”之前与供体通过“管子”相接,这样虽然“搬运”时受体与身体分离,但与供体相连保证循环不会中断。“所以说,这个不是脑外科的手术,是多个专业和学科的整合。”任晓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至于中枢神经是否再生的问题,任晓平也有自己的理解。脊髓神经纤维再生不需要100%的连接,只需要15%到20%到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再者,遭受事故的脊椎损伤者受到的外力一般在26000牛顿左右,而手术刀“切割”只有10牛顿,“一块豆腐,用刀刃切和用刀面拍的能一样吗?”任晓平说,两年之前,美国一所脊髓外科中心利用脊髓的两旁植入多电极片,释放冲动的方法,让脊髓截瘫患者站了起来。

  “我们现在也在测验手术刀的强度,到底是用钻石刀、石英刀还是纳米刀。”任晓平说,他们正在设计相关的手术设备,正与哈工大的团队联合攻关。

  在任晓平看来,不论小鼠术后存活是一小时还是一天,它的现实意义是验证实验的思路是可行的。下一步,他和团队准备着手灵长类动物实验。他打算选用性情温顺的食蟹猴作为实验对象,“还有一个原因,这种猴便宜啊。”任晓平抿着嘴说。

  事实上,一直以来的实验经费问题让任晓平有些困扰。他曾多次申请973等国家级课题,但均无果而终,“主要是这个领域比较窄。”任晓平这样归结失败的原因。

  在任晓平自我评价中,自己是这个领域优秀的领导者和领航者,“如果国家能给一定的支持,集中优秀人才和优势资源,可能会更快取得重大突破,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任晓平觉得自己也是幸运的,哈医大前后在其项目上已投入一千万元。

  “我回国时预想到了困难,但现在的困难比我想象得要大,海归做点事情多不容易。”任晓平再次将课题的意义上升到国家层面,“这直接影响中国现代医学的世界地位,如果做成了,对相关领域也有促进作用,不做永远就没有机会。”任晓平欠着身,一脸严肃。


  或许两年

  只要回归生活,任晓平马上就轻松起来。午饭后,他与在美国的妻子和读高一的小女儿视频聊天。妻子发来一段小女儿的花样滑冰的视频,在最近这次比赛中,女儿获得第二名。“她现在是青春期,不爱搭理我。”任晓平得意地嗔怪道。

  小女儿喜欢花样滑冰,但任晓平并不希望小女儿成为第二个关颖珊,这位在西方生活工作十多年的学者似乎下意识开启了东方家长的教育模式,“这可以作为业余爱好,但以后还是要学医。”在父母的影响下,任晓平的大女儿从医学院毕业后,就进入美国一家医院当住院医生。

  妻子和大女儿都看到了国内关于任晓平的报道,“她们都鼓励我,说干得不错。”任晓平笑了。而在他看来,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今,他对媒体的心态复杂,一方面报道引发关注,可以呼吁得到国家层面的支持;但一些媒体和业内的评论令他不悦,“评得乱七八糟,业内人士都说外行话,主要是这个领域太窄、太专业了。”任晓平边说边摇头,“很多报道缺乏科学性,但主流还是好的,科学要的是正向的、积极的。”

  他会自动屏蔽负面评论,婉拒了一些采访,叮嘱找他的电话不要接进办公室。宋扬还记得,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出来后,导师一如往常平静,只是嘱咐他们不要受网络影响,做好分内工作。“等我做猴子实验时,我不会再公布了,省得天下大乱,给自己找麻烦。”任晓平说。

  其实,争论最多的还是这项研究的伦理困境,可能会带来性别、生育、自我认识等一系列生理和心理问题。但在任晓平看来,头部移植首先是挽救生命,其次才是改善生活质量。所以,生命和生存的需要,是要高于伦理的。

  在2015年6月美国神经和骨科医师学会年会上,那位同意接受换头手术的俄罗斯男子现身会场,向提出反对意见的伦理学家发问:“换位思考,你坐在轮椅上还会反对吗?”这一次主动找上门来的患者家属王智对反对声音也不以为然。她的父亲常年躺在床上,毫无生活能力,希望通过手术,哪怕让父亲成为一个“正常的残疾人”。

  对于争论,任晓平并不陌生。上世纪末,实施首例手移植手术前,类似的反对声音同样刺耳,所以他对争议并不担心。

  话题重新回到换头移植的科研意义。任晓平在实验中发现,将年纪大的老鼠和年轻的老鼠联在一起之后,年纪大的老鼠的心脏出现了年轻的迹象。“相关实验找出机理和影响因子,再研制出药物,这对延缓衰老,解决人口老龄化都有现实意义。”任晓平认为,头部移植研究的潜在意义远远大于研究本身。

  现实有诸多挑战,可任晓平依旧正能量满格。在科研中,他订购的国产试剂虽然质量稍差,缺少合理的说明书,甚至药效达不到预期,但他更愿意纵向比较,“中国的科研进步很快,比我出国前强多了,连《华尔街日报》都说我的是明亮的大实验室。”

  接诊时,任晓平告诉王智,头部移植处于科研阶段,如果有突破和进展会告知她。王智很清楚,手术不可能短期内实现,“哪怕到时轮不到我父亲,也觉得离希望进了一步。”王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我说没有时间表,但我也没排除是两年内,”任晓平说直觉告诉他,或许几年内就能攻克,“但直觉代替不了科学。”

  乐观的任晓平也作了最坏的打算,也许这项研究用一代人的时间都无法实现,“那我就搭建起一个平台,准备好成为第一个牺牲者。”任晓平说。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28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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