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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艾什顿。图|受访者提供

 

打造全人类的“神经系统”——专访“物联网之父” 凯文·艾什顿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禹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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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凯文·艾什顿拿着一张公共交通卡游历上海的大街小巷。这张公交卡上嵌入了中国第一枚自主知识产权的非接触式IC卡芯片,也是当时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一卡通”。

  “那时的中国在物联网技术方面已经非常发达了。” 凯文·艾什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1999年研究射频识别技术时阐明了物联网的基本含义: 将所有物品通过射频识别等信息传感设备与互联网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识别和管理。这之后,他逐渐以 “物联网之父”的身份闯进公众视野。

  在过去的14年里,凯文·艾什顿6次到访中国。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于199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创立了Auto-ID实验室,3年后,在他的帮助下,上海复旦大学也成立了Auto-ID实验室,重点研究物联网的核心技术——自动射频识别技术。很多早期的物联网的研究成果诞生在那里。

  9月16日,在北京举办的主题为“互联网+开放·连接”的“腾讯智慧峰会”上,凯文·艾什顿在演讲中谈到,他欣赏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对于物联网的阐述——物联网是地球的智慧。会后,他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智能手机改变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对于物联网的表述有很多,你可否用一个句子来定义如今的物联网?

  凯文·艾什顿:物联网就是计算机在互联网上独立收集和分享其所想获得的信息。现在我们谈论物联网,都基于这个认识之上。

  中国新闻周刊:在刚刚的演讲中你提到,物联网时代开始于在2001年、2002年期间,而在2000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超过了韩国、德国和美国,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高科技出口国,你是如何得出这个论断的?

  凯文·艾什顿:我的论断是基于世界银行对各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情况的统计数据。有意思的是,15年前,我们说美国引领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可能是真实的情况。但现在,苹果手机(凯文·艾什顿拿起自己的手机),不仅在中国制造,坦白来说,是在中国创造的。这个设备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是在美国设计或是开发的。苹果手机的主要设计或开发都在中国,或是韩国及其他地方。

  我的苹果手机有大约10个网络传感器,而且有趣的是,我们称之为手机的这个设备已不仅仅只能打电话。你想一想你花在手机上的所有时间,实际上花在跟别人通话的时间也许只占到5%。在其余95%的时间里,智能手机成了我们进行通信的网络平台,这些功用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4月,你在韩国一个演讲中提出“物联网正在把互联网变成一个‘神经系统’。所以当我们讨论物联网时,我们讨论的是为人类、地球服务的‘神经系统’”。可否用现在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来证明这种观点呢?

  凯文·艾什顿:现在全世界有数十亿部智能手机,遍布各地,包括非洲和中国农村,已经无所不在。它们都在收集数据,其中一种数据是大气压力。你现在可以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中打开地图,查到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城市的天气状况。所以如果你把传感器的网络看成一个“神经系统”,那么每部智能手机都是连接这个系统的传感器。随着智能手机在整个地球上的激增,你很快就清楚了我们是如何扩展这个世界的“神经系统”。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我们把这个“神经系统”的范围缩小到中国的话,如何描述它目前在中国的运行和发展?

  凯文·艾什顿:在上世纪90年代,你如何知道自己的位置呢?也许你有一份纸质地图,也许你看街边路标,也许你向当地人询问,但你没有自动的方式知晓自己身在何方。不过,今天我们拥有GPS(全球定位系统)。它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呢?

  二十多年前,也许100个中国人中有3个人有车。而今天,差不多10个人里3个人都会有车。这种变化又带来了交通状况的恶化,还有停车难等问题。但现在我们有了GPS,它使我们共享实时信息。我刚知道中国有个出租车应用程序叫“滴滴”,它就如同美国的Uber。这是一种新的使用汽车的方式,而这种服务也是通过完全启用网络位置传感实现的。如果没有GPS,你就无法打开该应用程序,更别说叫到出租车。

 

  如果2100年北京的人口有1亿

  中国新闻周刊:2002年,你在上海复旦创建了Auto-ID中心,该中心致力于研究物联网的核心技术之一 ——RFID(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当时中国的物联网的发展状况如何?

  凯文·艾什顿:非常发达。当我第一次去上海是在2001年。我拿到了一张带有芯片的票,我用它乘公共汽车、地铁,我估计在出租车上也可以使用它。它整合了各种功能—— 一个小小的智能芯片便可以使基础设施为大众交通服务。那时这种应用在世界上还不是太多。这也是一个中国领先世界物联网的较早案例。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定义智慧城市?

  凯文·艾什顿:“智慧”有点像是形容“有效”的委婉用词,城市中的大问题是效率不高。举个例子,在过去,站在一个街道的角落等出租车的行为不是非常有效的,而出租车司机开车四处寻找在街头的乘客的行为也没有效率。在这个例子中,缺少的是乘客的需要和出租车司机服务的连接部分。这也是由于缺乏信息而导致城市效率低下的一个例子。现在,你增加了信息桥,也就是实时信息传递:“嗨,我需要一辆出租车我在这里”“噢,我有一辆出租车,我在这里,我现在去那接你”。这样使“交易”变得效率很高,而现在的城市到处都是这样的“交易”。所以,当我们谈论智慧城市,就是更有效率的城市。

  中国新闻周刊:“智慧城市”未来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

  凯文·艾什顿:比如说,GPS技术可以用于预测地震。在地震之前,GPS的信号会被轻微搅乱,带来大约30或45秒的警告。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大致的答案——城市里将有更多的人,活得更长,更幸福,更健康。北京2100年的人口将是多少?假设有1亿,你能想象到北京在人口翻几番之后的样子吗?那时,我们的子孙会嘲笑我们现在驾驶汽车的方法,认为很滑稽,因为自动驾驶汽车会使智能城市变得更有效率——你的自动驾驶汽车会选择更有效的路线,更有效地停车。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我们可以期待,但是细节很难预测,就像人们在自动驾驶汽车里会做什么?他们在工作吗?他们在看书吗?我不知道,我们必须等待。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中国建设智慧城市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凯文·艾什顿:我知道中国在建设“智慧城市”方面有很多优势,但我真的不知道会有什么劣势。

  第一个优势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方兴未艾,潜力巨大。不像伦敦,因为它是最早的现代城市之一,如果你想在那建造地下设施会遇到很多问题,因为地下已经有污水管道或是地铁等过去留下的基础设施。

  二是中国有政治意愿来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在很多世界其他地方的城市,政府往往不愿意把财政投资在长期项目上。而中国管理经济的伟大之处在于政府可以说,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要在十年后看见效益。尽管这要花一段时间,但我们知道它值得,所以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势。

  第三个优势是充满活力的高科技市场经济。在中国,有像腾讯那样在高科技方面具世界领先水平的公司,然后政府又愿意在公共基础设施上发力。

 

  政府应是投资人而非管理者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埃森哲2015年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到2030年,物联网将为中国额外创造1.8万亿美元的累计GDP(国内生产总值),你如何评价这份报告?

  凯文·艾什顿:我还没看过这个报告。但我对这样的大数据分析报告非常怀疑,因为这很难理解,而且对特定数量的预测是很难的。毫无疑问,物联网带来高效率,而中国是物联网经济的主人,所以极有可能中国经济由于物联网变得更加高效。这将需要多长时间?物联网究竟能带来多高的效率呢?我不知道,在2100年我们或许可以算出来,现在去量化它却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上半年,中国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在你看来,政策制定者在中国未来物联网的发展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凯文·艾什顿:在物联网时代,不仅是中国政府,所有政府扮演的主要角色应该是投资人不是管理者。

  政府应该善于成为高科技公司的早期客户。比如,腾讯明确了他们打算发展的科技和它带来的影响,但是他们需要第一批顾客,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想买别人没买过的东西。那样做有风险。因此,政府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主动成为高科技的第一个消费者,以此刺激科技的发展和创新。然后,政府把购买来的科技用于建设城市和发展经济。

  以美国为例,为什么它能成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高科技领导者?为什么它现在不是了?美国大部分领先的技术源于它的空间项目。在1960年代,美国决定在太空飞船上投入大量政府资金,比如登月项目。政府采购了一件当时没人买的东西——硅片,这就开启了美国的高科技经济。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减少管理、保持开放。如果你是北京市市长,你决定投资“智慧城市”技术。当第二年你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的时候,你无需非要从上一年提供服务的那家公司购买技术。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了解这项技术的最新成果,继续投资合适的企业和技术,而不是去支持行业垄断。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27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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