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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保平。摄影|董洁旭

曹保平:导演凶猛
  
(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万佳欢
  
  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


  
  拍摄《烈日灼心》的那三个多月里,厦门常常暴雨,天空阴晦。
  
  邓超、郭涛要演背负罪孽逃亡7年的杀人犯,段奕宏则是时刻绷着警惕之弦的刑警,影片气质让全剧组好像都活进了焦灼和压抑的状态里。邓超说自己像个气球,偶尔开个玩笑,都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会泄气”。
  
  焦灼的人当然也包括导演曹保平。
  
  他经常被现场情绪感染。电影里有一场注射死刑戏,还没开拍,看到法医拿出注射器,他和工作人员“情绪就已经都受不了了”。一个长镜头把这段拍完,曹保平喊停,却发现太入戏的邓超还在床上哆嗦,半天没动。他跑上去抱住邓超,不停喊后者在影片里的名字,边喊边哭,“小丰,太可怜了。”
  
  作为导演,曹保平还得为更多的事情发愁。郭涛说,“从他(曹保平)第一次很焦虑地见到我,以后谈剧本、谈合作,乃至到今天,他随时会焦虑地说,今天又下雨,进度怎么办?这部戏怎么办?”
  
  当导演十几年来,曹保平几乎每一天都过得很焦灼,因为各种问题一直在不断出现。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吐槽:在国外或香港拍戏,一周会有两天的休息时间,至少能让你跟朋友吃吃饭,哪怕是从容地说说事。在内地哪有这种机会?只能高负荷、高频率地运转。“干这一行,在国内现有的工业体制里面,我不相信拍电影的人会不焦灼。”他说。
  
  和他一样,他镜头里的人物也总是处在一种极端状态下,他们紧张、焦虑、烦躁、痛苦,乃至崩溃。曹保平用干脆、凌厉和紧凑的影像来呈现这些人物状态。跟那些悠悠、缓缓的电影相比,他的片子劲道不一样,他开玩笑说,自己的片子“好像一直在Duang Duang地锤你”。这样的影像风格让曹保平在国内电影导演里独树一帜。


  
  “中国电影没有这样拍的”
  
  《烈日灼心》改编自厦门女作家须一瓜的小说《太阳黑子》,讲述的是三个犯下灭门杀人案的罪犯逃脱后,一面逃亡,一面把死者家里幸存的婴儿养大,进行自我救赎的复杂故事。
  
  在中国,关注罪犯心理的文学作品并不常见,罪犯则是非主流的边缘人群。评论家李敬泽曾这样评价原著:“用尾条的新闻,写头条的小说”。
  
  但这个故事和其中的几个边缘人被曹保平看上了。“主流人群反而很难写,因为他们太常态了。”他说。
  
  之所以选择《太阳黑子》,除了因为小说“字里行间浸染的味道”让他觉得“挺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故事在内容上比较激烈。
  
  对于曹保平而言,“激烈”就意味着“商业属性比较强”。自从进入电影圈,他一直在尝试做这样一种影片:背后有强烈的表达和态度,同时叙事非常强烈的剧情片。用普通人的话说,所谓叙事强烈就是“好看”。
  
  他从一开始就想得很明白,要做一个好看的犯罪类型片,一些戏份必不可少。《烈日灼心》里有一场汽车追逐戏,曹保平前前后后拍了十天,花了不少钱。他认为,它对这部类型电影来说必须存在——虽然最后剪进影片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为了让影片拥有一个视觉和情绪上的高潮段落,他还特意写了一处很长的高楼追逐戏。
  
  在中国内地,既有人物心理挖掘和创作者的思考,剧情又环环相扣、冲击力十足的类型电影并不多见。曹保平2008年的作品《李米的猜想》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获得新导演单元最佳导演奖,评委们甚至觉得这部影片“不像是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没有这样拍的”。
  
  1985年,23岁的曹保平考进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专业,他的同届同学包括后来拍出《苏州河》《颐和园》的“第六代”导演娄烨。与那一拨同学后来的导演作品相比,喜欢类型片的曹保平简直可以算作一个“异类”。
  
  1980年代,国内影视院校还处于“大师教育”的年代。曹保平还记得,大学期间,大家都以安东尼奥尼、戈达尔和伯格曼的影片作为目标和准绳,“最差的也是波兰斯基或斯科塞斯。”一次,他跟同学一起看《第一滴血》,大家都很唾弃,觉得这电影“没脑子”。
  
  但毕业后,曹保平很快意识到,自己在电影审美方面与“85班”同学存在着很大的区别。1990年之后,当他的同学及师弟们找来几十万元投资,纷纷把自身的影子或成长经历拍成独立电影时(这也是很多大师级导演走的路子),他却对这样的创作方式没有太大的欲望。刚毕业时,他曾根据自己的小学生活和经历,写过一个儿童题材的电影剧本《记得天凉好个秋》,这也是唯一一个与他自身经历相关的剧本。
  
  “像‘第六代’一样,拍一部个人的小状态、小艺术、小感觉,或者对社会的小反抗,这些都不是我的‘菜’。”曹保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之所以对拍这些电影不感兴趣,原因是“当时中国电影市场和环境都不好”,更因为它们“不好看,受众层面很窄”。
  
  “我从一开始创作就舍弃了独立的作者电影表达方法,相对戏剧化和商业化。”他说。“具有商业思维”也成为他跟那一拨电影学院同学本质上的区别。1990年,他开始写剧本,基本所有的创作对象都是“虚拟的”,即某种意义上符合商品需求的东西:或是情感故事,或是警匪故事,或是犯罪故事。那几年,他写过的涉案题材剧本就包括《律师与囚犯》《预谋抢劫》,后者有一些情节后来被用进了《李米的猜想》。
  
  而曹保平2004年的电影导演处女作《光荣的愤怒》更是奠定了他影像风格的基础。影片节奏紧凑、激烈,有科恩兄弟式的冷静和黑色,获得好评。
  
  也正好是从那几年起,国内开始重视类型电影的系统性教育,商业电影、剧情主流电影不再被学院派唾弃,而是被容纳、鼓励,并逐渐受到电影市场的追逐。那时候的曹保平已经四十出头,终于在电影圈初露头角。


  
  “我必须要到那种复杂”
  
  1990年代,曹保平开始得到一些参与电视剧拍摄的工作机会。从1993年到现在,他已经担任了十余部电视剧的导演,可他“从头到尾就没太搞明白电视剧的拍法”——因为他把所有的电视剧都当作电影来拍。
  
  2010年,邓超出演电视剧《延安爱情》,被导演曹保平在电视剧方面的严格标准吓到了——无论是对光还是对镜头调度的要求,“都是电影的”,表演方面更是如此。他后来曾吐槽,自己和女主演殷桃一直演到想撞墙,“从来没有人对电视剧的表演有这么高的要求。”
  
  2001年,有投资人看中了一个曹保平编剧、导演的电视剧,让他改编一下,想做成一部电影《绝对情感》。这是他得到的第一个拍摄电影的机会,最后找来刘蓓、尤勇和袁立主演。但一直到现在,他都还不承认那是自己的电影,并对它“扭曲的拍摄过程”表示“很唾弃”。
  
  “在你还很脆弱的时候,无法掌控局面,”曹保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对电影的表达是被别人绑架的。”最后,他干脆连电影的剪辑工作都没有参加。
  
  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可能对很多东西的要求都很极致,会给别人带来压力。”
  
  拍摄《李米的猜想》时,周迅有一场在天桥上奔跑的戏,曹保平提出用一个长镜头,一次性拍完。但拍摄地云南当时的天气不稳定,光拍摄地就去了四五次,每次去了要么拍不成,要么拍完了他又觉得“不对”。后来,他坚持撤回,过几天再去、再拍。
  
  这样一来,周迅在天桥上奔跑哭喊了好几天。演到最后,她甚至蹲在角落里,用头撞天桥的护栏。后来,周迅把那场戏形容为自己的噩梦:“后来只要一经过那座天桥,我就很想炸了它。”
  
  才拍了几部电影,但已经有不少演员在曹保平的镜头里给出了上佳的表演。看完段奕宏在《烈日灼心》里的表演,演员黄渤对曹保平说:“我靠,给我都惊着了,我完全没有想到老段现在演戏如此出神入化,快成了精了。” 在201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烈日灼心》里的三个男主角前所未有地集体得到了三座影帝奖杯。
  
  而曹保平对表演的严格要求也出了名。“几乎在我所有的电影里,表演都是片子成或败的基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他认为,调动演员、让他们的心进入到故事里,是导演很重要的一项工作,要是做得对,演员的情绪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都会保持。《烈日灼心》拍到执行注射死刑那一场,第一天拍完了邓超,第二天还得反过来拍楼上围观死刑的段奕宏;这意味着,站在楼上的段奕宏必须自己对着一片空地调动情绪,“这个对于演员来说是太难了。”曹保平说。
  
  于是,他把头一天拍到的三条邓超“死亡过程”全录下来,第二天到现场才给段奕宏看。段奕宏静静地看了两遍,开拍前跑过来又看了一遍,结果他的表现让曹保平十分满意,“老段的表情太准确了,那种细微,这就是演员的心在里面。”
  
  这次拍摄,段奕宏算是真切感受到了曹保平是怎样“虐”演员的:有时候一天拍两个镜头,四五个小时在烈日下掰扯。“拍摄都是互相折磨,很痛苦但很正常,”他说,“我喜欢曹保平导演的作品,他的东西有力道,有嚼头。”
  
  而曹保平认为,对于表演他只做两件事:第一是明确地告诉演员此时角色五味杂陈的复杂心理,“你怎么给那是你的事,但我必须要到那种复杂”;其次,判断演员有没有做到。“做不到的话,我给他分析,你哪些有了哪些没有,原因是什么。”他轻松地说,“然后重来。”
  
  他刚刚拍完电影《追凶者也》,主演刘烨每场拍十来条,“几乎天天如此”。“刘烨自己也会觉得,拍得越多,后来越好。”他说。
  
  在曹保平的电影里,每个人物都有在失常状态下的困境,而每个演员都必须演出内心世界的复杂层面。
  
  他严格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例子是,2011年,他筹拍由严歌苓原著改编的电影《白麻雀》,投资方星美影业董事长覃宏曾对媒体公开表示,《白麻雀》由巨星出演,“一定火”。而影片建组后,剧组大部队已经前往四川开拍,却被曹保平中途叫停,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重新启动。曹保平叫停项目原因正是“表演不过关”。
  
  “巨星尝试过……唉,我觉得有可能拍不到我想要的样子,”曹保平叹了一口气,“《白麻雀》在表演方面确实非常复杂。要是两个演员的表演立不住……唉,就会很麻烦。”
  
  “有些戏(甚至包括《烈日灼心》在内),表演好的话会震撼你,表演不到这么好,也不是不能看,”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但《白麻雀》不一样,如果表演感染力不到的话,可能就会受影响。”


  
  “有价值的东西经常是充满争议的”
  
  从《李米的猜想》上映到现在的7年时间里,《白麻雀》并不是曹保平唯一一个叫停的电影项目。
  
  《李米的猜想》拍完后,他曾花掉将近一年时间,自己原创了一个抗日题材剧本。故事是写一小队日本人打进一个村子后,地主的女儿和军官之间的复杂情感、地主家庭夹在中间无所适从的困境,以及背后地方武装施予他们的压力,日本人的无奈和最终导致的残暴与杀戮。曹保平野心很大,他想做一个世界语境下的故事,类似大岛渚的《战场上的圣诞快乐》——超越战争中简单的对与错层面问题,进入到战争困境下人的复杂性探讨。
  
  “这个故事触及了杀戮的本质、产生杀戮的原因,和大家惯常接受的有关日本人侵略、屠杀的说法没关系。”他说。
  
  剧本写完之后,他一度开始准备制作工作,但最后因为故事敏感而被叫停。“非常难(过审),中日关系太敏感,稍不注意就会带来另外的问题,我当时也有点草率,”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当时觉得,如果它能拍出来,我完全自信,它可以是一个颠覆你认知和观念的作品。但是太难了。”
  
  虽然一直在拍具有商业属性的电影,但追求自我表达的曹保平从来就不是一个在审查方面“安全”的导演。刚毕业写剧本时,曹保平就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1990年,云南省委宣传部找他写一个关于日本人1980年代帮助中国修建电站的主旋律故事,而他写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用一对师徒之间的冲突和决裂,表现国外管理体制下中国人观念的落后,还有对那时候中国人某些行为的批判和反思。
  
  云南方面很快回复:你为什么不写中国工人的积极向上、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弘扬民族正气的东西呢?最后,对方并没有采用他的剧本。
  
  “最牢靠的东西就是最没有创造的东西,因为它不担风险,”曹保平总结,“有价值的东西经常是充满争议的。”
  
  1999年,他把作家阙迪伟的小说《乡村行动》改编成了剧本《光荣的愤怒》。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底层农村的故事:云南黑井村熊家四兄弟横行乡里,他们中有仗势欺人的赌徒,有玩弄妇女的流氓,还有以权谋私、横行霸道的村长。为此,新上任的村支书叶光荣联合敢怒不敢言的村民,秘密实施了一场“抓熊”行动。
  
  曹保平自己投了些钱,又拉来一点投资,还先后找过赵本山和葛优出演男一号,两人看了剧本都很喜欢。可剧本过审成了大问题:电影局反复审了六七次,还是没法通过。审查部门提出几个问题:中国怎么可能出现那样不堪的乡村恶霸?怎么能把党的基层干部描述得那么猥琐?一个村支书怎么能不择手段,靠欺骗人把4个村霸打倒呢?
  
  几年后,一位搞电影创作出身的电影局领导促成了剧本的通过,《光荣的愤怒》终于可以开拍了。但由于制度规定模糊不清,拍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没法解决。拍摄叶光荣带领村民和恶霸四兄弟的打手群殴场景时,为了符合“不可以过度渲染暴力”的规定,曹保平甚至打电话给电影局问“打架时拿多少根棒子行不行”。
  
  经过一番妥协,《光荣的愤怒》最终在2004年拍完。它口碑不错,“一开始看到片名,还以为是主旋律电影,”周迅曾这样评价,“没想到它讲的是一个人的愤怒。”但由于宣传乏力,影片悄无声息地上映后迅速下档,票房惨不忍睹。“可能那个时候电影还没有那么热闹,被关注的程度也没有那么高。”曹保平回忆。
  
  他拍《李米的猜想》时同样遇到了相似的问题。电影局认为这个故事的切入点“还是不正常”。他们提出,“你为什么要写一个女孩和毒贩的爱情呢?”
  
  2012年,涉及同性恋、强奸杀人、死刑犯人等敏感内容的《烈日灼心》过审时,并没有收到太多的“修改意见”, 但纪实的注射死刑全过程还是被建议修改,因为呈现得“太真实”。最后,曹保平不得不把一个3分钟的长镜头剪碎。
  
  “我也有灰心丧气的时候,也有很多时候觉得很绝望,”曹保平说,“但是没有办法,怎么弄?你也不能哭天抢地不干了吧?”
  
  总是遇到审查问题,他早已“名声在外”,很多记者都会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只好无奈地解答,自己能找到的唯一方法就是“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到完美,总能解决一二;最后不解决也不会死啊。”他笑着说。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23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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