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师的无力感

  (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丹青(发自安徽怀宁)

 

  过了40岁,汪德胜觉得自己教不动了。

  20年前,他相信自己有改变别人的能力。20年后,他承认自己很无力:每天来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看这些孩子怎么糟蹋自己。

  不在乎很容易,在乎才需要勇气。

 

  “学生比我有钱”

  他是江镇初二年级的语文老师。

  江镇隶属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安徽一直是劳务输出大省,江镇又是其中的典型,这里出好面点师,青壮年一批一批地去大城市做馒头,这让江镇早早有了“中华面点师之乡”的名声。

  江镇初中是这个不足4万人的镇子上唯一一所中学。学校不大,3个年级一共有598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接近九成。

  只有汪德胜和老师们知道,教育他们是件无比棘手的事。

  汪德胜和孩子们一样,留在了这镇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那感觉就好像同样漂在海里,可他却以为自己在给别人扔救生圈。

  24年前刚入职时,王德胜热情很高,以为自己将面对天真的孩子、求知的眼睛、亲密而严厉关系。但不是这样。空荡荡的镇子里,生活是沉闷而绝望的。这里没有旅馆,没有餐馆,原因很简单:20年来,江镇人只出不进,基础设施毫无必要。种地之外,这里只有两件事:馒头和馒头的周边生意。

  沿街一个个的蒸笼店外堆满木屑、竹篾,屋里家家都在编蒸笼。到了7月,雨一场连着一场。水混着边角料一起流进水塘,水塘里浮满绿藻、手工业垃圾,人穿着大雨靴蹚着泥水放牛,到处是牛粪垃圾。

  他的学生年轻、好动,有股戾气,对老师是试探和挑战的态度:太严厉会恨,不严厉又瞧不起,每一天都要拿捏分寸。他们可以一口气干掉一瓶酒,醒酒了就把厕所隔板捅出一个洞,洞修好又动手拆电缆——汪德胜搞不清他们的恶意从哪儿来。

  汪德胜大专文凭,抽十几块的“黄山牌”香烟,个子不高,脸黑得像炭一般。他的样子是典型的乡镇教师,不像镇里人那么不修边幅,衣着举止有点“拿着”,说话引经据典,以知识分子自居,真诚负责,清高又无奈,夹在土和洋中间,位置很尴尬。

  镇子里,他是念书改变命运的反例:念完大专,一个月赚2000块,抽的烟比学生抽的还便宜。他的存在显示了知识的无用:从投入产出比上说,还不如那些孩子们的父母念完初中就去做馒头。

  汪德胜也瞧不起这镇子。他说江镇是个矛盾的地方:闭塞、脏乱、观念陈旧,没有公共设施,唯独不缺钱。私人的房子都建得很好,室内装修精致,一家一辆小汽车,锃亮地停在泥路上,突兀中带一股横劲儿。

  1991年起,江镇人就闯出了一条路:去大城市做馒头。早年日子不好过,馒头铺就四五平方米大,只够铺一张面案,白天做馒头,晚上扫掉面粉,躺案子上睡觉。

  也正是那时,汪德胜大专毕业,专业是师范,分配到江镇初中,他成了镇上的“文化人”,当时的他二十出头,雄心壮志。镇里人外出做馒头,孩子完全丢给老师。当时的学生说,汪老师是真的严厉,为了把学生的行为习惯纠正过来,他让他们背对全班同学,双手按着黑板,自己在后面挥着笤帚打。打完问:“我打你了,不服你告我去!”

  没有人告他。他在乎这些孩子,孩子们虽小,却能凭直觉感到老师的管教里透着善意。他们跟老师很亲。

  现在的汪德胜不动手了,也不再是那个“拿工资的”、受人尊重的 “文化人”。江镇也富了。20年来,他们的馒头连锁店开遍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年收入在10万-20万之间已经算低,在镇上要被人笑话的。

  “我们堵车不比北京差。”江镇人说,“大年初二都不敢开车出去走亲戚的,要么你7点之前走,要是高峰期,8点出门,5里路要走3个小时,11点才到!”

  现在,江镇富了,腊月放假,家长们回到村里,沿街摆起麻将桌。汪德胜打不起那么大的赌注,站在旁边看,眼见十几厘米高的一摞现金,一会儿挪到这里,一会儿挪到那里。这些在外面辛辛苦苦赚了一年钱的人,看重面子,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混得好,这一切面子都体现在了牌桌上:他们输得快,输得大,输得面不改色心不跳。

  孩子们站在一旁看,家长烦了,丢过去千八百块:玩儿去!

  孩子们拿了钱,家长散后,他们上桌搓起麻将来。

  在江镇的留守儿童是学生中的富有阶层。父母在外务工,赚得多,又因为补偿心理,觉得 “既然孩子不在身边,那就多给一点钱”。 他们是 “馒头二代”,小小年纪身上带着银行卡,卡的另一端,父母一年到头不断地打钱过来。

  “我们农村孩子,一般星期一到校身上钱多,可到了星期五,这些留守的孩子兜里还能摸出红票子!”汪德胜说。他管不住,只能犯愁:“一个星期三四百块开销,跟大学生差不多,每天买水果就要花掉20多块钱,上课玩儿手机,没收之后三五天又买一部,根本不把没收当回事儿。”

  父母常年不在,孩子们手上只有两样东西:钱和自由。

  而这恰恰是小孩子最难用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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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31日,“阳光小学”的8岁学生张璇午餐后接雨水洗碗。“阳光小学”位于安徽省肥东县陈集乡小魏村,是全国首个民办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2011年时有300多名孩子,清一色是留守儿童。图/CFP

 

  “简直就是5+2=0”

  初二是汪德胜最头疼的一个年级。

  江镇初中的老师们常说,初二是留守孩子们的一道槛。这现象不是只有江镇有。2014年,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学者张旭东,对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做了调查,调查结果让她惊讶地发现,所有指标中,初二留守儿童数据都是最高的,问题也最大。而在江镇初中,这问题几乎推向了极致。

  和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初二这个年纪上,他们有了模糊的自我意识。这批孩子人格上并不成熟,教育粗浅,到了可以自己思考的年龄,却没有任何教养、价值观上的准备,直接进入了一个躁动、盲目的青春期。

  汪德胜班上37个孩子,每一个汪德胜都了如指掌。学校是寄宿制,早6点到晚11点,一天17个小时都要老师用眼睛盯着。中午学生休息,他坐在后排趴桌子上补个觉,晚上挨个点床位。

  他们几点睡,钱够不够用,谁偏食,谁需要老师送蚊香,谁喝酒了,谁在哪一年夏天差点淹死,谁刚刚送去医院洗胃……他统统知道。可他们在想些什么?

  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透着股吊儿郎当,自暴自弃的样子,同时又很脆弱,很骄傲。汪德胜相信,他们一定可以被打动,可那个点在哪里?

  王德胜觉得这些孩子离自己好像有千丈远。他们不信老师,不信父母,不信规矩,气急了汪德胜也会冒出一句:“简直没有底线!”影响他们的,是那些早早辍学,从外面做馒头回来的学长学姐。

  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学长是在大城市做过馒头,见过世面的,一个月能拿上五六千块,染了头发戴上耳钉,骑着摩托去网吧,这真拉风。

  周一到周五,老师硬把他们跟外面那个花花世界隔离开:不用手机、不去网吧、早睡早起、不喝酒抽烟、不打群架。到了周六周日放两假天,孩子撒了出去,老师鞭长莫及,他们开始补偿性地喝酒、抽烟、泡网吧。

  汪德胜指指班会记录,那上面写着:“牢记4·1事件!”3年前的4月1号,3个孩子和一个“社会青年”凌晨2点从网吧回来,开着父母留在家里的摩托车,从下坡急速冲下,迎面撞上一辆农用车,摩托手柄笔直插入第一个孩子的腹内,4个孩子全部死亡。汪德胜从殡仪馆回来后,孩子的惨状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周末一回家就放羊了,没人照顾,连安全都是问题,简直就是5+2=0 ! ” 汪德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周而复始地做无用功。”

  他看不上那些 “社会青年”。而所谓 “社会青年”,不过十七八岁,也是孩子,早早辍学做馒头,走了父母的路。有一个“社会青年” 是汪德胜早年的学生。他至今记得那天早晨:到了上课的时间,女孩的座位空着,女孩的奶奶慌里慌张跑到学校——我孙女找不到了。

  到处都没有,只有女孩留给奶奶的一张字条。女孩跟一个长她七八岁的男青年私奔了,那时她已经怀孕,不久孩子出生,而她才15岁。

  “他们出去得太早,在外面不适应,受了委屈,又回到镇上来,父母不在身边,又辍了学,无所事事,只能来找学弟学妹。”学弟学妹念不下去,辍学打工,回来再找下一级,如此轮回。

  爷爷奶奶管不了这些。镇上,孩子们大多出生几个月就被父母丢下,爷爷奶奶多是文盲,带的又不止一个孩子,南方水塘多,到处是沟沟岔岔,到了夏天,门口常有老太太手里攥四五根绳子坐门槛上,每根绳上栓一个孩子。孩子小,怕出事,找个空水桶放进去,或干脆把洗衣机断电,把孩子装进洗衣桶里,桶高爬不出,孩子坐在里面玩上一天。

  很难责怪这些老人不负责任。当90岁的何氏一步一晃从里屋走出来时,短短三四米的路用掉她5分钟时间。屋子漆黑潮湿,空空荡荡,一条甬道从堂屋向里延伸,通向没有光的所在。

  何氏现在一个人生活。但她说,这已经是她这段时间里最好的日子,孙子、重孙子放暑假,去城里见父母,她终于不用再照顾别人,从繁重的洗衣做饭中解脱出来。

  她手里的孩子总是带不完。大儿子出去打工,大孙子送回来,大孙子长大了,二孙子又送回来。二孙子可以打工了,重孙子又送回来。现在手里这个,已经是她带的第四个孩子了。

  做饭、买菜、洗衣、打扫……这个年纪上,她干不动了。“我就盼着他过几年上大学。”她说,“那时我也死了。”

  “他帮你吗?”

  “我不帮他就不错了!他怎么会帮我!”

  这孩子今年上初二,就在汪德胜的班上。

  一次孩子跟奶奶吵起来,汪德胜说了他几句,被孩子顶回来:“她是拿了我爸妈的钱才给我洗衣做饭的!”

  汪德胜愣住了。他隐约感到,这些孩子嘴上不说,但潜意识里都有自卑和被遗弃的心理,觉得别人对自己好不是因为自己值得,而是利益交换的结果。

  这让他们对老师的善意很抵触。汪德胜试过用那种直接的友善去对这些孩子,比如微笑、语气……可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嘲讽和不屑一顾。


  “开学得回来呀!”

  几天前,期末成绩发下来后不久,汪德胜接到一个消息:张小宁的爸爸抡起水杯,把他的头砸了个口子,父子俩一句话不说,僵起来了。

  张爸爸有他的道理:我这么辛苦,到外面赚钱,为了你能有点出息,你却考出这个成绩。

  张小宁的成绩单上,各科分数从四十几分到二十几分不等。汪德胜说,这孩子不笨,智力可以,但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说好话,他吊儿郎当,说难听的也激不到他。

  不久前,张小宁把一所小学给砸了。没有任何由头的。他把小学老师办公室的窗户砸烂,跳进去把东西掀了个遍,什么都没拿走。小学老师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彼此陌生,他做这事没有任何目的。

  这漫无目的的愤怒让汪德胜害怕。

  孩子们暴躁而脆弱。他曾亲眼看见一个女生上楼时,手臂碰到一个男孩子,男孩回手就扇了女孩一巴掌。对这些孩子来说,碰一下是天大的冒犯,必须打回,一句话、一个手势就可以打破头。

  他猜测小宁也是类似心理。办公室里,小宁站着,吊儿郎当的样子,这孩子对纪律和有序的东西是那么不信任,以至于他眼睛里那股嘲弄的神气几乎冒犯了汪德胜。看着他那双眼睛,汪德胜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他感到身上的力气被抽空了,反复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有必要吗?”无数同样的场面叠加在他眼前。他感到这工作最让人丧气的就在这里:没有人感谢你,没有人拿你的帮助当回事儿。在乎他们是可笑的。

  “早年我上课时,学生跟我亲,我也来劲,一节课下来,自己怎么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自己都忘记了。”他笑了,好像在笑自己。“现在有时去上课,黑板都没人擦,我问了三遍,没人上来,我自己动手擦掉,擦掉后简直不想讲课了——我觉得自己在被抗拒。”

  他甚至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孩子身边只有爷爷奶奶,他们老了,到学校门口接送孩子,见到老师,拍着肩膀嘱咐:“老师,我孩子成绩怎么样,你不要管,随他,我的孩子送学校来就是灌灌水喔。”他们怕老师为孩子表现差找家长,家长又跟爷爷奶奶找麻烦。出了事,爷爷奶奶跟孩子一起瞒老师,瞒父母,成绩单发下来,多数孩子拿起笔,把38改成88,15分改成75分,爷爷奶奶视如不见,由着他们带着去北京、上海见父母。

  汪德胜觉得自己几乎连最后一道关都把不住了。7月初的期末考试考场外,爷爷奶奶在教室外站着,不停地问他:“老师,我们孩子几点能出来?车票都买好了,能不能让他先交卷,我们要赶车。”

  老人们盼着孩子早点去父母那儿,“我就能清净几天了。”

  7月的江镇,一辆一辆长途汽车停在路上,它们直通上海,乘客是这些刚刚交完卷的孩子。他们欢天喜地地上了车,坐上8个小时,当天就可以离开小镇,住进父母的馒头铺。

  那好比一日之间从人间到了天上。

  李泽的母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半年不见孩子,乍一见,觉得孩子跟自己以为那个孩子“不太一样”了。成绩差,习惯不好,刚见面那几天,她出于补偿心理,一味宠着他,可一句话不对,就天翻地覆地吵起来。

  母亲也寒心:“我这么辛苦赚钱,都是为了你。”气急了就出手打,打完又后悔,送走孩子,想想难受,离得远做不了什么,只有打钱。孩子拿了钱,几天换一部手机,要么就去上网。

  汪德胜说,爸妈好久不见孩子,一见面就只知道给钱、问成绩,可这两件事都做错了,“父母也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根本不懂教小孩。”

  孩子们享受着父母的照顾和补偿,但不服管:“你平常不在,凭什么出了问题跳出来管我!”他们之间的关系客气而物质化,亲情是有的,但很浅,经不住几句挑剔批评。

  哪怕在父母跟前,相处时间也很有限。李泽父母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馒头,心疼李泽,不吵醒他;八九点父母忙完回去补觉,李泽刚刚起床。他们之间有时差,一般只有中午一起吃个饭,之后全天都是李泽自己逛。

  孩子去了两个月,看了花花世界,回来时总有些变化:言行举止不一样了、头发长了、染发了、做指甲了……特别那些“读书思想不坚定的”,看到同龄人做馒头已经一个月拿到几千块,回来就辍学了。

  每次放假,汪德胜都一个一个地叮嘱:“开学得回来呀!一个都不能少。我送你们37个走,开学也得回来37个。”

  而他心里知道,“一个都不能少”这话,不过是哄哄自己罢了。

 

  “不要逼着我不管你”

  刚放暑假,安徽大学两个学生来做留守儿童调查,被汪德胜推了出去:“你们这些调查什么用都没有!”

  他接受过很多次采访。记者来了,问话、摄像、调查、报道,“没用——没有一点政策上的支持,天还是这个天,江镇还是这么个江镇,我们还得这么教育,什么都没变。”

  他拿出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他在哪月哪日,跟哪个孩子说了什么,“如果孩子又出事,追究老师,做个记录至少可以保护自己。”

  他亲眼看到同校老师被免职。课上一个学生不听讲,老师过去问话,学生站起来跟老师厮打,互相都有点气急败坏,老师按住学生后颈往椅子上一推,家长向学校状告老师,就这么免了职。而邻村另一个老师也因为类似的冲突开罪了学生,回家路上,这孩子拉了几个社会青年用砖块砸老师的头,竟打成了植物人。

  汪德胜说自己真的不敢管了。偶尔也惩罚,但很克制,用自己的手打学生的手,“知道自己用了多大劲儿,他疼我也疼。”他告诉学生:“我只打你三次,这之后就不再打了。不要逼着我不管你——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

  他也看看优秀老师都是怎么做的,买了人大附中校长的语录仔细研读。学习新方法:办了一个仪式,让所有孩子宣誓自己会诚信作业、诚信考试,不再抄袭,之后非常郑重地签下名字,这代表宣誓生效,而老师将从此对他保持信任,一旦抄袭,这名字就会被划掉,意味着个人信用体系的崩塌。据说这方法可以唤醒孩子身上的自尊和羞耻感。

  大家嘻嘻哈哈地签了字,作业照抄,考试照样作弊,名字划掉就划掉了,没有人拿这太当回事。

  他也学着有幽默感,有意识地跟学生开玩笑。每开一次玩笑,学生就会写一篇日记,内容是:老师今天开玩笑了。

  他感到孩子们对他那种微妙而试探的心理:他们怕他,也依赖他,又不好意思表现出那种依赖,扭扭捏捏,一碰就会缩回去。有几次,他把孩子叫到办公室谈话,他们话不多,却愿意贴着他站,有几分亲近的意思。他敏感地觉察到了,心里一软。这样的时刻太少,他像个被小动物亲近的人一样,有点感动又有点无措,生怕自己的言谈举动有一点差错,孩子们又跑了。

  可即便这样的时刻里,他们也从未对他讲过心里话。有时汪德胜想,或许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行为根本没有意识,没有思考,他们只是凭着本能行事,几乎没有内心活动。成长过程里,他们很少见到真正好的、高尚的东西,也对这类东西没有敬畏,更少有感动和羞耻。

  实在搞不清时,他想到身体基因上来:是不是这些孩子身体里缺什么微量元素?书上说缺了微量元素,人格和心理容易出问题,容易躁动。于是用刚学会的教学短信平台给家长群发信息:带孩子查一下微量元素。没有一个家长回复他。

  他说那感觉就像一拳打在空气上,哪怕有个反弹力,他也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价值。

  给江镇的留守儿童上了20多年的课,他越来越迷茫了,那是无止境的挫败感。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他班上一个男生惹了事,被隔壁班学生揪住了打,他本能地冲上去,挡在打人的学生面前,对方一脚踹过来,正踢在他腿上。

  那一脚力道很大,踢完汪德胜自己也蒙了。教书这么多年,被学生打,而且打这么重,在他是头一回。他的学生站在身后,有点儿错愕,有点儿领情,但又为自己受到的感动不好意思,本能地抗拒着。有那么一瞬间,汪德胜感到这孩子心里面的东西似乎有点松动。他一句话没说,带着孩子回了班级。

  这之后,莫名其妙的,这男孩好像换了一个人,那改变是默无声息的,一种从未声张的默契在他们之间发生——谁也不知道,甚至这两人之间,也再没就这件事说过一句话。

  次年元旦,汪德胜查寝室,这孩子突然从上铺探出头来,挠着头,咧着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师,一年过去了。”

  汪德胜马上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像对待一个成年人那样点了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他的话。

  这一年深秋季节,中考前的一天,他拨通了孩子父亲的电话:“他进步了。”他告诉男孩的父亲。电话里他听到北京呼呼的风声,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用异样激动的声音说:“我正在路上送馒头,三年了,我第一次听到这孩子有进步。”

  电话那端,父亲哭了。

  他试着用同样的心思对每一个学生。班上一个孩子成绩好,头脑聪明,但习惯不好,总打架,他对这孩子格外留心也格外严厉,处处提要求,管得又严又细。考试前男孩被一群小流氓盯上。他怕这孩子出事,吩咐全班:有任何人来打他,男生抄家伙,女生哪怕把书丢过去,无论如何也要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们这儿不是他们可以随便欺负的。他像护着一棵草似的把这学生送上车,担惊受怕地看他进了考场。

  男孩考得很好,进了怀宁县一所很好的高中。一年后,在家乡的小路上,汪德胜意外遇到了他。两人迎面撞见,这学生一个招呼都没有打,就这么走过去了。

  汪德胜愣了,这才意识到,自己那过于苛刻严厉的管教,也许在男孩心里早落下了影子,可他沉浸在自己那一套 “都是为了你好”的逻辑当中,以为自己做的一切,是在对这孩子行善。

  这一个打击非同小可,汪德胜心里的很多东西,都随着这孩子的冷漠眼神而一起崩塌了。

  现在,汪德胜学会了不打孩子,不过于严厉,并开始记笔记:厚厚一本谈话记录上,他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句话,都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不逾越老师的行为规范。

  在江镇采访的最后一天,等车时一个小卖部的女服务员好奇地拦住记者:我们这里没人来,你来做什么?她听完整个留守儿童的故事,有那么一瞬间,似乎若有所思。

  这是个1988年出生的,漂亮清秀的年轻姑娘,她说自己虽然年龄不大,女儿都三岁了;干这个售货员赚得不多,一个月才2000块。

  “至少你可以留在女儿身边呀!”记者对她说。

  “我这个月末就要走了。”她突然说,笑了一下,“去上海做馒头,孩子已经留给爷爷奶奶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所提人名皆为化名)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19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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