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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3日,中央层面取消的公车首场拍卖开始预展。中央和国家机关公车改革中,中央层面取消的3184辆公务用车已全部封存停驶,第一批车辆的拍卖已启动。

摄影|邢广利  图片编辑|陈俊丹


政府晒账单:“史上力度最大”决算公开

(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席志刚



7月17日,2014年度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如约而至。


从各部门公开的信息看,政府在“三公”晒细账上又迈出一步。由于今年首次依照新预算法来公开中央部门决算,外界尤为关注。


财政部汇总数据显示,中央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合计58.8亿元,比2013年减少11.35亿元,下降16.2%;比预算数减 少12.71亿元,下降17.8%。这是近年来中央部门“三公”经费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


详细解释“钱花在哪儿了”


近百家中央部门同一天公布部门决算,实属罕见,公开的内容频现“首次”,公开力度也被称作“史上最大”。


“此次公开的亮点和看点很多,可以说细致入微,解疑释惑。”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首次公开“款”级科目数据、首次公开公务接待费相关的批次及人数等,都是新预算法改革精神的体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注意到,各部门公开的信息中,包括政府采购支出、机关运行经费和国有资产占用等情况,各部门发放人员工资福利等数据首次对社会公开。


白景明解释说,新预算法对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如明确提出要对机关运行经费的安排、使用情况以及政府采购情况等重要事项做出说明。


据了解,首次亮相的机关运行经费,指的是为保障行政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比如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


受访专家表示,与此前仅公开钱的去向却不公开钱花在哪儿了相比,此次在钱花哪儿了方面一目了然。


中国记协决算报告在工资福利支出这一“类级”项目下,就有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等详细的“款级”数据。


此外,公务接待亦首次亮出细账。相比往年,大部分部门公布了公务接待的批次和人数,并分为外事接待和国内公务接待两部分进行说明。改变了此前决算中,公务接待费用只公布费用却不指明去向的做法。


以最高法为例,除了像往年一样公布公务接待费用的总额外,还详细列出了来访人员的身份、批次、人数。国内公务接待主要是最高法院干警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及值班加班发生的工作餐费;涉外公务接待主要是接待国外最高法院代表团、举办小型专业研讨会、机场贵宾休息室租用费、翻译费等。


在人员和批次方面,最高法2014年共接待国外高规格司法代表团5个,共计27人次,包括斯洛伐克、匈牙利、俄罗斯、新加坡、柬埔寨等国家的最高法院院长。此外,还接待临时拜访的外国团组60批,共480人。


在公布2014年决算的近百个中央单位中,公务接待费用总额为7.2亿元,比过去两年显著下降,仅为2012年中央单位公务接待费用的一半。


在近百个中央单位中,除了在以往公开出国(境)团组及人次外,不少部门还对出国原因进行了详细说明。比如,将出国原因分为参加国际会议和参加出国培训,或者分为双边合作交流活动经费、出国谈判及多边交流与合作,以及参加国际组织会议等。


值得关注的是,三峡办就300元列支出国(境)费用做了详细说明。交通部则解释说,因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导致出国费用超出,财政部同意追加预算。


此外,近9成部门公布了部级领导用车数量,这在“三公”决算公开中尚属首次。从已公开的数据中不难发现,公车购置与使用均有所下降,特别是部级领导用车更合规。


中央部门将此次“三公”支出下降,归因于2013年中央八项规定和新预算法实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中纪委在落实八项规定和纠“四风”的高压反腐举措,对“三公”费用的下降立了大功。


事实上,中纪委网站自开通以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官员采取点名曝光,且由月报改为周报,并搭建公众参与的监督平台,使得公众能通过手机APP一键直通中纪委,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这对违反八项规定和违反“四风”的官员有相当大的震慑力。


与此同时,推进中的公车改革亦对各级官员形成了不小压力。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看来,在高压反腐态势下,中央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必然下降,各省区“三公”支出下降亦在预料之中。不过,决算报告反映出的问题依然不少。


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显示,国家海洋局等26部门超标准列支或由企事业单位承担费用的问题显著,故宫博物院、卫生计生委、贸促会、国资委等5个部门出国考察团擅自更改行程、提供虚假行程单、计划外组团、超人数、超天数的问题依然存在。


公车问题在部门及下属单位的违规操作方式,主要有挤占下属单位用车以及挪用资金配置等。而在会议费使用方面,国家民委、司法部等27个部门存在不同程度的费用超支,天数、人数超标,虚列支出,或由其他单位承担会议费。


此外,转移、挪用、套取财政资金用于发放劳务费、职工福利的现象,在部门预算审计中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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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叶雪鸣


民间倒逼


此前,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经费支出,官方从未正式发布准确数据。其规模究竟有多大,一直是个谜。


于是,各路专家学者一度投入极高的热情,研究推算这个“显学”课题。2006年,“三公”经费规模出现了“9000亿”、“3000亿”、“1000亿”三个数额差距颇大的版本,其中“9000亿”版本影响最大。


竹立家是9000亿版本的执笔人。据他回忆,2006年,他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一文中写道,“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


竹立家坦承,文中使用的数据均引自媒体公开报道,而不是官方权威发布。


“9000亿”版本出现后,旋即在政府、学界、民间引发强烈反响。特别是经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在央视访谈中引用这个数字后,“三公”经费规模震动朝野。


迫于压力,财政部预算司提供了2004年公款消费数据予以澄清。该数据显示,2004年公车数量180万、公车消费1000亿元、公款伙食费172亿元、干部公费出国费用29亿元,三项支出总额约 1201亿元。


“尽管此数据与9000亿版本相去甚远,却是迄今为止官方的第一次回应。”竹立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正是因为有了“9000亿”版本,才使得官方不得不回应公众的关切。


随后,官方对“三公”支出的具体数额依旧保持沉默,而民间依然试图通过各种散见于公开出版物、文件中的数据进行推算。不过,数据很少再次汇总,要么只是针对公款吃喝的统计,要么针对公车使用,或公款出国(境)。


在竹立家看来,“三公”经费支出具体是多少,官方也是一笔糊涂账。最明显的例子是国企有多少公车至今是谜。即便是监管中央企业的国资委,亦表示无相关统计数据。


由于学界、民间对“三公”支出数据不依不饶,推算出的“三公”中的任何一个数据,均令官方头疼不已。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在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相关问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称“有人说中央三公经费是3千亿,那是胡扯”,随后他给出了自己估算的“全国三公经费400多亿”的数据,并称“不知道全国到底是多少”。


“全国三公经费3000亿”是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官方一直未置可否。这次财政部长一句“胡扯”,被舆论解读为官方的正式辟谣。


2014年10月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一份实实在在的作风建设成绩单》的报道,报道称,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后,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三公”经费较活动开展前压缩530.2亿元,下降27.5%。以此反推,可知压缩之前的总额是1928亿元,压缩之后是1397.8亿元。


不管是民间版本还是官方公开回应的数据,“三公支出反正不少”。对公众而言,更重要的是“钱都花哪儿了,该不该花,是否乱花”。


尽管2014年度中央决算数据降幅很大,但受访专家认为,“三公”经费支出的下降仍有较大空间。


“现有的公开项目还可更加细化,如公车车型、办公物业面积,公众据此就能判断每辆车每年的花费及取暖物业费用是否合理。”竹立家认为,还可以将公共事务支出均纳入财政预算,压缩资金转移、腾挪的空间,挤出水分。


此外,政府在依法编制“三公”预算时应更科学、严谨,更有预见性,钱与事更匹配,若如此,“三公”经费支出还会下降不少。比如因公出国,有专家认为,只需在有需要时追加预算即可,这样可以杜绝随意、任性预算。


另外,“三公”经费还可以更加公开,以至到最后全面公开。另外,“三公”经费的公开不应仅限于一个简单的数字,还必须有具体的解释说明,并附上相关法律政策依据,自觉接受社会的质询提问。


一位受访专家还指出,“三公”支出并不是越少越好,每个部门和单位的规模和职能不同,不能只单纯看数字增减。如果一味追求支出减少,势必矫枉过正。用白景明的话说,就是“该花的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则坚决不花”。



本文刊登在第717期《中国新闻周刊》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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