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挥别“隐形中国”

生活 刘远航
学泰治学严谨 生活中他爱笑又幽默 他忆旧怀人、写茶酒吃食、研究诗词小说 看尽历史百态

王学泰 图/视觉中国



很多书还没有写完。《中国古代笑话史》才完成了三分之一,一部《小学纪事》已经完成了大约一半,记录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以及一本诗集,这是著名学者王学泰生前主要的写作计划。2018年1月12日早上,王学泰因病去世,享年75岁。


生病之后,王学泰经常跟自己的妻子管小敏念叨,说一定要写一本《搭桥记趣》,记录下整个的治病过程。心脏搭桥是一种复杂医学手术的通俗称谓。“尽管充满痛苦艰辛,可是从他给未来这本书的书名就可以想到他的生活态度是怎样的乐观。”管小敏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


事实上,很多人对这位学者的印象也是这样,爱笑,带着老北京的那种幽默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王学泰经历了多次运动,还曾在“文革”后期因言获罪,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却完全没有身陷囹圄的愁苦,反而将监狱变成了他观察与思考的另一个场所。


后来,王学泰因为研究“游民文化”而为大众所熟知,这项研究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和吴思的“潜规则”,曾被学界中人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等著作呈现出历史的另一种面孔,被认为呈现出了“隐形中国”,同时也与当下的社会有着切实的关联。


“王先生在研究古代问题的时候,很容易联想到当代社会有什么情况跟古人很相似。反过来也一样,他看到现在的社会与文化现象,马上就能想到,这个问题,其实古代的某些书已经讲到了。”王学泰的生前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永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忆旧怀人、茶酒吃食、诗词小说,历史百态,在王学泰的笔下被不断拆解,露出更加本原的面目。文人的命运流变、游民的社会显影,还有民俗的文化密码,都是他所关心的问题。



生活的第一课


去年11月,学者雷颐无意中看到了一张老照片。那还是1997年,作家王小波刚刚去世,雷颐和李银河、王学泰还有作家徐晓等人一起商量出版王小波的纪念文集。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雷颐有些感慨,便将这张照片发在了网上。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仅仅两个月后,他便收到了老友王学泰去世的消息。


雷颐对王学泰最深的印象是喜欢聊天,谈天说地,滔滔不绝的,声音还很洪亮。上世纪90年代中期,雷颐与王学泰相识,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位朋友在六七十年代当过“反动学生”,还进过监狱,更看不出来有什么精神上的委顿。


“个人的社会阅历让他对历史有了更深的洞察力,一般的学者在这方面的体会没有他深。正是这些经历,让他能够深入了解最底层和边缘的人群,为他以后的游民研究打下了基础。” 雷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与王学泰同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雷颐深深知道,在当时,即使不聊政治,说话有时候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1958年,“大跃进”运动刚开始,随处可见“多快好省”的口号,农村随后开始“放卫星”。学校也停止上课,搞“组织军事化”,王学泰所在的高二5班变成了“某连5排”。还有农村来的“生产队长”来学校里作报告,大谈超声波对于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


随后,王学泰和其他学生一起下到农村,白天参加农业生产,晚上开会。“当时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会往往比干活更重要。”他后来在散文《生活的第一课》里这样回忆道。很快,他就发现事情并不是宣传的那样。


在一次学习会上,他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所见所想。不久之后,王学泰有了好几条罪状,包括破坏生产工具、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党的方针政策,无组织、无纪律等,从此成为了被批判的“落后分子”“反动学生”。1964年大学毕业后,王学泰被分配到了农场,接受“劳动考察”,一直到1969年才结束。


1972年,一向喜欢读书的王学泰结识了一帮书友,时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仍会谈论政治。当时“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极大,社会混乱,王学泰和一些书友认为这项运动“另有所指”。有一次,王学泰从书友那里借来了预言“国运”的谶纬“奇书”《推背图》,辗转又借给了一位姓顾的高干子弟干部。后来,这位干部因为过激言论被人告发,辗转又牵扯到了王学泰身上。


1975年初,王学泰被拘留了,先是在北京市看守所待了一年,随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1978年,王学泰平反释放,一共度过了三年的牢狱生活。后来,这些经历被他写成了书,在2013年以《监狱琐记》的名字出版,记录下了形形色色的囚犯、荒诞离奇的故事与“文革”末期的微妙社会心理。


“算起来,我在贫困落后的农村待过近十年、在监狱里待过三四年,可以说,社会底层各色人等都见过一些。”他在书里这样回忆。雷颐也认为,监狱生涯让王学泰能够接触到那些最底层的边缘群体,他们是被抛出社会秩序之外的一群人,这大大加深了他对于社会与人性的理解。


此后,80年代的帷幕开启了。他终于摆脱“落后分子”和犯人的身份,作为编辑和研究者,逐渐成为了大众所熟知的那个研究游民文化的学者王学泰。



江湖里的隐形中国


王学泰在1980年进入《文学遗产》编辑部工作,郑永晓则在1984年进入古代文学教研室,两者都隶属于社科院文学研究所。80年代末,王学泰离开《文学遗产》,也到了古代文学研究室,跟郑永晓熟络了起来。


研究所每周二上班,王学泰常常在办公室里跟同事聊天。王学泰的研究领域主要在明清小说,郑永晓则在宋代。当时,社会上流行“下海”经商,“文革”的那套革命话语体系已经沉入历史,“大款”“大腕”和“走穴”等江湖黑话开始流行,这些词汇多来自于通俗小说和社会下层。


与此同时,在社会上,钱的重要性也大了起来。郑永晓记得,有一次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说到“钱能通神”这个典故,王学泰很快就提到,明清时代的某部书里就已经出现社会大众对金钱的普遍追逐。他的博闻强记给郑永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0年代初,王学泰决定研究通俗小说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而联结两者的则是游民文化。“像《水浒传》,在过去的话语体系中,一直被认为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但王先生不这么认为,他在其中发现了游民意识。”郑永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一开始,所里的同事并不认同王学泰的观点,甚至认为荒谬。副所长董乃斌因为跟王学泰交流比较多,了解他的想法。“尽管他的观点大家还不理解,但我们试着看看,它到底怎样荒谬。”董乃斌这样建议道。


研究期间,王学泰编辑了一套随笔丛书,作者包括王学泰、秦晖和雷颐等人,名为“学人文库”。王学泰的书叫做《燕谭集》。“当时出书还不那么容易,所以还是挺感谢王先生的。”雷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出版社为了做宣传,希望有前辈学人做些评论。王学泰恰好认识著名学者李慎之的女儿,便托她带去了这套丛书。不久之后,李慎之主动打电话过来,说是对《燕谭集》里关于游民文化的部分很感兴趣。后来,他决定为王学泰的新书作序,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发现另一个中国》。这本书就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李慎之在文章中写道,“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


1999年,《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正式出版。王学泰在其中对游民意识和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组织形式、道德体系和人际关系等,并阐发了有别于文人士大夫的“江湖”概念。游民指的是那些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而江湖则是他们所托身的空间,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


后来,王学泰对自己的这本代表作进行了增订,扩充了20多万字。这部作品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社会大众之间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通才与杂家


2003年,王学泰从社科院退休。之后的几年里,郑永晓还经常见到他。每次出了新书,王学泰也都会送给他一本。


很多读者都只知道《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但王学泰本人的阅读和研究远比大众的印象要深广。郑永晓就更看重王学泰的另一本著作,叫作《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从先秦到近代,涉及了1100多部著作,简明扼要,要言不烦,横跨两千多年,这种著述,没有广博的阅读面和深厚的学养,是做不到的。”郑永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周围朋友和同事的印象中,王学泰是那种将生活、写作和思考结合得非常紧密的人。他为人幽默,便写了《中国人的幽默》;喜欢吃,便写了《中国饮食文化史》;自己写诗,还写了一本《清词丽句细评量》。在这些著作中,他常常融会贯通,在饮食中发现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在聂绀弩等人的诗词中发现文人的际遇与心理。


退休之后,王学泰也常常接受媒体采访,对当下的现实发出自己的声音。常常有媒体的记者惊讶于这位著名学者的随和,在电话里也能聊得很嗨。“再也听不到中气十足的爽朗笑声了。”曾经跟王学泰打过交道的媒体人绿茶在一篇纪念文章里这样叹惋道。


近段时间,王学泰的身体不如从前了。雷颐最后一次见王学泰,是在2016年12月。那次聚会上,雷颐觉得本来很魁梧的王学泰,身体弱了一些。


本来王学泰住在崇文门,跟雷颐挨得很近,两个人常常见。后来王学泰搬到了劲松,和雷颐的来往就少了,偶尔通个电话。王学泰跟翻译家叶廷芳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一起喝茶,散步,聊天。2017年年末,叶廷芳获得由《南方人物周刊》颁发的年度“魅力人物”奖。正好雷颐是颁奖嘉宾,两个人还聊到了王学泰。如今,75岁的王学泰走了,留下未竟的书稿和众人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