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三个被傅雷之死改变命运的人

往事 叶永烈
“像船没有锚,漂来漂去 自以为属于此,不属于彼。”


傅雷和傅敏在上海寓所合影。


傅雷原名傅怒安,取意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因大发雷霆之谓怒,改名为“雷”,以“怒安”为字。他自印的稿纸上,署的是“疾风迅雨楼”。


1966年9月3日,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上吊于家中。在其身后,更大的疾风迅雨才刚刚开始。


三次自杀未遂的傅敏


1966年9月3日晚8点,傅敏突然接到舅舅朱人秀从上海发来的电报。电文总共6个字:父母亡故速归。


傅敏如痴如呆,久久地木立着,仿佛成了一尊塑像。鲁迅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陷于极度悲痛之中的他,全身的神经都仿佛麻木了。


傅敏比傅聪小3岁。小时候,他主动要求学琴,要求上音乐学院附中,万万没有料到,却被父亲拒绝了。傅雷一旦打定了主意,用十头牛来拉,他也不会回头。


傅雷对满脸泪水的傅敏,作了如下说明: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


最后,傅雷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


没想到,竟给父亲在10年前言中,大学毕业后,傅敏成了北京第一女中一名英语老师。1966年,他在英语教学界已经小有名气,并且爱上了老师这个职业。由于校长杨滨的保护,学生和一般教师都不知道他是傅雷之子、傅聪之弟,只知道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


1966年6月1日,臭名昭著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报上抛出来了。“十年浩劫”的信号弹上天了。


傅敏一看就闻出了其中浓烈的火药味。他明白,他的父亲首当其冲。他马上想到父亲写给他的许多长信。


傅敏向来视家书为珍宝,一封封一件件整整齐齐地编号保存着。然而眼下,偌大的北京,他竟找不到一个妥善、安全的地方保存这一批信件。万不得已,他想到了烧。与其被“横扫”出来作为父亲的“反动罪证”,不如付之一炬!


他知道父亲的老友马思聪家有一个炉子,便揣着那些精心保存的家书,去到那里,用颤抖的手点着了火。从此,《傅雷家书》只剩下一半——傅雷写给长子傅聪和长媳弥拉的信件,因在海外才得以幸存。


烧毁家书之后,傅敏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日子,往往一夜数惊。


惊心动魄的消息,不时从上海传来。一向书信频繁的傅雷,久不写信,由夫人代笔。


8月26日,北京开始大抄家。傅敏坐立不安,如惊弓之鸟。他来到北京长途电话局,打电话给家里。电话打通了,他的耳际响起母亲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阿敏啊?你怎么样?”


他还没有发问,母亲倒先问起来了。关于家里的情况,母亲轻松地说:“都好,都好,你放心!”


这是傅敏最后一次听到母亲的声音。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便收到了“父母亡故”的电报。他一看电报,就百分之百地断定:死于非命!他恨不得插翅飞回上海,但他出校入校都要向“红卫兵”请示,哪有行动自由?


无可奈何,他只得打消了回沪的念头,复电舅舅:父母后事请舅代理。


本来,由于校长杨滨的多方保护,傅敏的“身份”没有暴露。然而,杨滨被作为“走资派”揪了出来,有人抛出了傅敏的档案。哦,原来女一中“藏龙卧虎”,还隐藏着这么个“阶级敌人”:“大右派”傅雷之子,“叛国投敌分子”傅聪之弟!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一个学生因为说了句“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傅敏同情她,说“毛泽东思想当然可以一分为二”。他还在写给一个学生的信中谈到了对“文革”的种种不满,信落到了红卫兵手中,便成了他的“三反罪证”。于是,一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飞到了他头上,他被关押在学校的“土班房”里。


1968年8月,傅敏已经被关押了好几个星期。每天连冷馒头都吃不饱,饿得眼冒金星,全身浮肿,脸都走样了。他忍无可忍,终于走上绝路,决心跳河自尽。


他跳了下去,谁知水浅,没有淹死。他被发现了,拼命往墙上撞,头上撞了个大窟窿,殷红的鲜血涌了出来。他被人救起,急送北大医院。


治好后,他被拖回学校。“妄图以自杀对抗运动”,又是一场接一场的批斗。


傅敏痛不欲生,趁上厕所的时候,用手摸电门,再度自杀。可是,他穿的是胶鞋,触电未死。


严冬,他躺在水泥地铺上睡觉,“牢房”里没有一丝暖意。早上醒来,连脸盆里的水,都整个冻住了。


但他终于迎来了解冻之时。


1979年4月26日上午,上海市文联和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为傅雷和夫人朱梅馥隆重举行了追悼会,并为傅雷平反。


傅聪从英国赶来,出席了追悼会。阔别21载,他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回到故乡上海。他感慨:这次回来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追悼会结束之后,傅敏途经香港飞往英国,来到傅聪身边,自费在英国求学一年。后回国,继续教师生涯。


在英国期间,傅敏仔细阅读了傅聪保存的近200封信件,全部复印,着手编选《傅雷家书》。该书1981年出版。


冒险领取骨灰的陌生人


1979年举行追悼会前,上海方面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陌生的“高姑娘”,就此浮出水面。


高姑娘真名叫江小燕。


1966年9月初,在钢琴老师家中,27岁的江小燕从钢琴老师的女儿那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傅聪的父母——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钢琴老师是傅聪的同学,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所以她们关注来自傅聪家的消息是理所当然的。


“什么?”江小燕睁大了眼睛,久久说不出话来。


江小燕其实并不认识傅雷,只是读过他所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著作,敬佩他流畅而老辣的译文和深厚的文学根底。


“听说,傅雷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钢琴老师的女儿继续说道。


江小燕产生了一个想法。她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傅雷夫妇含冤离世,尤其是,临死还说自己是爱国的。


她拿起笔来,又有点觉得不踏实,因为她听到的毕竟只是传闻。给周总理写信是一件不得马虎的事,于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细了解一下傅雷夫妇自杀的真实情况。


她的钢琴老师告诉她,傅雷家在上海愚园路女钢琴家顾圣婴所住的宏业花园后面。到了那里,她凭借墙上“打倒老右派傅雷!”的大字标语,很容易就找到了傅雷位于江苏路的家。不过,傅雷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向邻居打听,得知傅雷保姆周菊娣就在附近一家帮佣,于是找到了周菊娣。


她从周菊娣嘴里得知,傅雷夫妇死后,在西宝兴路火葬场火化。周菊娣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她询问傅雷亲属,周菊娣告诉她,傅雷的姑母傅仪就住在不远的武定路。


她来到傅雷姑母家中,傅雷姑母告诉她,傅聪远在英国,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除此之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在上海。


这些话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同情又愤怒的情绪。


她的父亲抗战时曾参加国民党军队,被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对待。她自己高中时因在“反右补课”中不肯揭发俄语老师柴慧敏,中学毕业鉴定书上得到了8字考语“立场不稳,思想右倾”,加上一个“政治品德鉴定等级:差等”,从此与考大学和进单位无缘。


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这个弱女子挺身而出。江小燕戴上了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开始秘密行动。


她出现在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原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寄女”(“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工作人员的心。


要留骨灰,就得买骨灰盒。她没有工作,只是在家跟父亲学画、做父亲的助手而已,哪有多余的钱?


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朱人秀的名字以及地址,给朱人秀去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与他约定见面时间。信末,只留一个“高”字。其实,她并不姓高,只是她的姓在上海话中与“高”相近。


她戴着大口罩,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朱人秀家中。


后来,朱人秀对笔者回忆,问她住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而且又从未谋面,与傅家非亲非戚,有点不放心,于是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他陪着“高姑娘”前往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


买好骨灰盒、领取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塑料口袋,带回自己家中暂存。


过了几天,她和张廷骝约好,一起把傅雷夫妇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江小燕告诉笔者,她和父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曾有四个邻居死后无钱买棺木,她的父亲在教会的帮助下,解囊相助,使死者安然“托体同山阿”。她觉得,自己如同父亲一样,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在她看来,保存骨灰是一件“次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是向中共中央反映傅雷夫妇蒙冤之事。苦苦思索多日后,她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况。信没有署名。


这封信没有寄出上海,落入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被当成一桩“大案”追查。最终,查到了她。


一天,她踏进家门,看到屋里坐着三个陌生的男人,用异样冷漠的目光注视着她,她一下子便意识到:出事了。


她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嫌疑犯,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当时朱人秀在那里工作,也遭审查)。


“你为什么替右派分子傅雷鸣冤叫屈?”审讯者问道。


“前几年,《解放日报》不是登过给傅雷摘帽的消息吗?他已经不是‘右派分子’了!”她答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等傅聪回来拜谢吗?”那人又问。


“照你看,现在这种样子,傅聪有可能回来吗?敢回来吗?”她反问道。


问了一阵子,抓不到什么把柄,审讯不了了之,不得不把她放了。


回到家里,父母问她怎么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她如实说了一切,父亲听罢,没有半句责难,反而说她做得对。


1972年,父亲病故,她走出家庭,只能在里弄生产组工作。直到1979年傅雷平反,她多年的精神包袱才彻底抛掉。


追悼会后,傅雷的骨灰盒被郑重其事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聪和傅敏都对她表示感谢,她给傅敏回信,请对方不要在精神上感到对她有什么责任。“虽然从表面上看,事情与你们有关联,但在当时,完全是我个人的动机、想法。”


1985年春,她给我来信,报告好消息:她以优异成绩从上海静安区业余大学毕业,终于拿到红色金字的大专毕业证书,调入上海电视大学编报,当编辑。


1989年,应我之约,她写了一份自述,供我写作参考之用。她写道,虽然为持正道而受困多年,“然余深心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得,则何悔之有?君不闻:‘朝闻道,夕死可矣!’”


女钢琴家之死


傅雷夫妇自杀六天之后,1966年9月9日,一位女钢琴家也追随而去。


她的名字叫李翠贞,原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们之所以会闯进傅宅抄家(傅雷并不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傅聪也从未在这里读过书),正是因为她。


李翠贞的父亲李复生曾留学美国,后成为上海名医。母亲张婉珍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塾,颇有文化素养。李家住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幢宽敞的花园洋房里,祖代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翠贞在李家四姐妹中排行第三,人称“三小姐”。1934 年,她留学英国皇家音乐学院。1942年,她来到大后方重庆,担任国立音乐学院键盘教授,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


1951年秋,丈夫要去香港定居。她爱自己的家庭,如她所言,“把生命寄托在我的小家庭”,但她离不开自己的音乐事业。她送走了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仍留在上海。


1953年,丈夫自香港回到上海探亲,要把两个孩子带往香港,希望李翠贞同去香港定居。


两个孩子是李翠贞的掌上珠、心头肉。她曾这样写道:我要他们穿得好,食得好。要他们若干岁就应该长多高,应该多少磅重,暑天该食什么,冬天应该加什么补药,每年应该检查两次牙齿,两次身体。然而,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成长条件,她忍痛让丈夫带走了孩子,自己依然站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讲坛上。


1959年,李翠贞前往香港探亲。她反复考虑去留问题,并去函征求傅雷意见。


李翠贞与傅雷均为上海南汇县人,有着同乡之谊,她与傅雷夫人朱梅馥还是上海晏摩氏女子中学的同学,两家遂结为挚友。


傅雷当即复函,劝她回到上海。傅雷的信,坚定了她的选择。


我在李翠贞的档案中,看到“文化大革命”前上海音乐学院的《对李翠贞的评价》一文,虽然明显带有时代的局限,但还是充分肯定了她的学术造诣、工作态度和爱国热忱:


在音乐界有较高的威望,从1942年起担任音乐院校的钢琴教授工作。解放后在教学工作上认真负责,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质量好,但纯技术观点较严重……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加上身体不好,常常有许多会议不参加。原担任系主任工作,再三要求辞职。但她热爱钢琴事业,因此当她爱人和孩子去香港后,她一人仍继续留沪任教。1956年、1959年曾去香港探亲,爱人不让她返校,要她留港,她虽曾有动摇,但后来还是坚持返校。返校后工作、教学仍较认真负责。近年来在党的教育下,稍有变化,参加会议和政治活动比以前积极,迟到、早退的现象少了,讨论问题也能争取发言:有时还看毛主席著作,看来比以前有所进步。


1966年7月3日,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园里贴出了批判李翠贞的大字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只是其中的一条“罪状”,像她这样只知终日闭户弹琴的人,居然也被“揭”出许许多多“反动言行”。诸如:

“肖邦的作品没有一句废话,只只音符都少不了,是任何人超不过的。”


“学得少,对学生是一种损失。”


“我们的国家太闭塞。”


“傅雷只不过讲错了几句话,就被扣上‘右派’帽子。”


她听不惯当时那种“革命歌曲”,说是“锵锵哐哐敲一遍,咣咣咣咣,敲得头脑胀死了,耳朵也炸聋了”。


8月30日,红卫兵冲进她的家,名为“扫四旧”,实则大抄家。


她的旗袍、高跟鞋被拿到学校里“展览”。在上海音乐学院北大楼的工会俱乐部里,她被群众点名揪出示众。围观者越来越多,挤不下,就把她揪到图书馆门口空地上斗,叫她“老妖精”,并令她在自己的姓名上打叉。


抄家中,搜出了傅雷致李翠贞的信件。当天夜里11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蜂拥而入傅雷家,进行大抄家。本来是要抄出李翠贞写给傅雷的信,后来却转为查抄傅聪的“叛国罪证”,转为查抄傅雷的“反党罪证”。


直到9月2日上午10点,大抄家才算结束。傅雷夫妇被拖到家门口,站在板凳上,戴着高帽子,接受批斗。9 月3 日凌晨,傅雷夫妇双双吊死于寓所钢窗两侧。


当时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的一份报告说:“估计傅在死前已将情况告李。”


9月8日,李翠贞打发保姆回去,说道:“你不必再来了!”下午,她说自己牙痛,要求第二天上午去看病,向小组长请假半天。


下班回家,她给妹妹李孝贞、好友郭美息分别写了诀别信,连夜把信投进邮筒。给妹妹的信写道:“亲爱的孝贞妹:一切的一切,请你原谅。”


她把自己的衣物一一包好,分别写明是送给谁作纪念。


她还留下几张字条。一张字条写着:煤气、电灯账单已付。房租、牛奶、电话,未付。报未付。另一张字条上,写了她的好友郭美息和她的妹妹李孝贞的电话号码、地址,还写了上海音乐学院电话号码以及该校党委夜班值班电话号码。显然,她要求人们把她的死讯通知亲友及单位。


她穿上淡紫色的确良短袖衬衫、黑色瘦裤管绸裤,脚穿肉色玻璃丝袜和一双擦得锃亮的黑色尖头高跟皮鞋,搽了粉,画了眉,涂了胭脂,抹了口红。大波浪形头发,一丝不乱。


费了好大的劲,她把沙发搬进走廊尽头的厨房,把厨房的门缝、窗缝一一用纸塞紧,写下临终遗言:“我累得很,让我好好睡吧!”


她服下安眠药,打开煤气开关,坐到沙发上,把脚搁在一张小板凳上。


9月10日,没有举行任何追悼仪式,她的遗体被火化。身边唯一的亲属,就是妹妹李孝贞。


她的死被定性为“畏罪自杀,抗拒文化大革命”。1972年,改为“因对运动不理解自杀死亡”。1982年,上海音乐学院为她平反昭雪,并召开了追悼会。


死前一个多月,李翠贞在一份“交代”中写道:“我认为自己留下来,是爱国的。我甘愿跛了脚,跟在同志们后面。”她还说自己,“像船没有锚,漂来漂去,自以为属于此,不属于彼。”


最终,她实践了自己在解放初期人生面临何去何从时立下的誓言:


生于斯,作于斯,死于斯。


(经授权摘编自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的《傅雷与傅聪》)